1949年3月16日，宋希濂和关麟征回到南京去见顾祝同，汇报到溪口见蒋介石的经过。当谈到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2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 就这样，关麟征担任陆军总司令，直到1949年8月才实现，这也导致关麟征心灰意懒，不久后辞去本兼各职，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3月21日，代总统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宋希濂也受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参谋次长）、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局长）、关麟征和宋希濂等共12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解放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的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十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问张治中意见（张治中当时是西北军政长官）。 张治中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 李宗仁接受张治中的意见，让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疆部队得以成功发起起义） 第三，十个美式装备师的分配。1948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150万至200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十个师的美式装备。这些装备，于1949年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四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亟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表示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 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军。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 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四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说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宗仁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 宋希濂在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他在南京共住了11天。在这11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大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 蒋介石所信任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宋希濂在林蔚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未卜时，林蔚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在北伐时期，宋希濂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战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工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 周至柔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形式各异，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当时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 宋希濂看了这一片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拉“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