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就要和戴笠结成儿女亲家的军统元老王天木，投靠日伪。蒋介石大为震怒，他严令戴笠尽快扭转局面，并且要实行有力反击，对汪伪的汉奸进行策反。 戴笠最后选定了文强，派其到上海租界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专门进行对汪伪头目的策反工作。 文强装扮成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带着装扮成随从的副官李锡年、装扮成家眷的女译电员程秀华，从当时浙西孝丰县出发，经金华、温州，由水路去上海。 为了旅途安全，文强特地选乘了一艘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客轮，他认日本人这艘船会客气一些，检查不会那么严。不料，这反而使他们陷入了危险境地。轮船从温州刚出海不久，就出乎意外地被日本军舰拦截，日军上船检查后，竟将船长逮捕，并把轮船押到定海海面停泊下来。时值盛夏三伏，船上载有生牛皮，几天就爬出许多黑色蛆虫，臭气四溢，满船乘客怨声载道，哭啼吵闹，惶惶不可终日。 文强他们更为焦急，因为不知道轮船被扣的原因，担心被日军发现自己真实身份，还担心被日军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密电码本。在焦急中苦熬了十多天，终于得到消息：原来船长是假冒意大利人，被日军发现而遭到扣押，轮船也被日军没收。文强探明情况后，一方面以商人身份向日军检查人员交涉，一方面暗中串联鼓动乘客集资向日军检查人员及翻译行贿。送上500元左右的贿赂后，日军检查人员才同意将全船乘客用一艘日本商船转送上海。经过这一番折腾，文强一行到上海时已是秋末冬初了。 在未得到文强一行如期抵达上海的消息前，重庆及上海方面的军统局人员自然引起一片恐慌。直到 得到文强以“万里安”化名给重庆发去的平安电报，戴笠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的上海租界，尽管属于租界当局管辖，但已成为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的“孤岛”。日伪特务仗着军事上的进展，在租界横冲直撞，嚣张已极。租界当局则畏其如虎，有的甚至为虎作伥。 文强到达上海后，先到设于法租界军统驻沪办事处接上了头。办事处设在一处弄堂里，是一幢普通民房。这里是原交通站负责人萧焕文世居的老家，长期军统在上海的交通站。萧焕文是湖南湘乡人，与原军统局上海区长兼驻沪办事处处长周伟龙是同乡。萧焕文警察出身，当过小警官、小店主，一个女儿作了军统局上海区交通，一个儿子作了上海区行动人员，一个儿子作了驻沪办事处秘书。 文强与萧焕文早就认识，但对此人素无好感，看不惯他那种阿谀奉迎、阴一套阳一套的市侩嘴脸。见面没谈上几句话，萧焕文就又吹嘘起他与周伟龙的同乡关系，并向文强表示，希望能给他和子女在策反委员会里安排位置。文强想到，这种唯利是图之辈，太不可靠，在私利驱使下，随时有投降日伪的危险。为了稳住他，文强干脆说要向上级报告，推荐其担任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闻听后，眉开眼笑，对文强分外殷勤。 由于感觉萧焕文不可靠，所以文强当晚便离开萧家，住到了另一处医院中。以后，他致电重庆军统局本部，提出他不再兼驻沪办事处处长，保荐萧焕文担任此职。同时，他要求不与办事处合用电台，而是另外单独设台。这些都得到批准，从此，文强与萧家很少再发生横的联系，他的住处及行踪也对萧家保密。 幸好文强对萧焕文有此警惕，才使他免掉了一场劫难。这是在一年多后，文强忽然收到已被汪伪逮捕三个月的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投于一处无内部组织关系的转信地点的信，称他已被汪伪释放，有紧急情况面告，约文强在锦江茶室会面。 萧焕文在信中还向文强表白被捕后只是假投降，并且提出要继续以前工作，要求文强补发给他这段时间的活动经费5万元。 文强与参谋长沈忠毅和副官李锡年商量，沈、李二人都听文强谈起过萧老头的为人，加上当时军统投日的人员很多，此时去见面实在是太危险了，两人都力劝文强不要赴约。但文强认为不去见面，就无法知道萧焕文是否真的是假投降，是否真的有什么重要情况面告，何况锦江茶室是在法租界，不是在沪西日伪势力范围，只要安排得好，不会有问题。 最后，文强决定如约前去会面。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作了周密的部署。李锡年走进茶室后，瞥见萧焕文一人坐在约定位置的茶桌边等候，李锡年走过萧焕文身边时，他突然靠过去抓住了萧焕文的手臂，低声道：“是萧先生吗？请跟我走，去见文先生！” 说话间，一个硬东西已顶到了萧焕文的腰部。萧焕文猝不及防，只得乖乖地跟着李锡年走出茶室，上了小汽车，一上车就被人蒙上了眼睛。汽车飞驶而去。为防止被人跟踪，中途转了几个弯，换了两次车牌照，才到达法租界吕班的文强的一处秘密据点。 萧焕文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取掉蒙眼布后，一眼就见到文强。萧焕文顿时如瘫痪一般，不由自主跪倒在地。文强这时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软中带硬，连劝带逼，桌上摆着准备好的5万元钱，说明是要补发给萧焕文的三个月活动经费，但要他交代日伪阴谋，否则即将他就地制裁。萧焕文只得将他如何向日伪献计，放出他来捉拿文强的阴谋全部招供。 萧焕文说完后，痛哭流涕，一再叩头请求恕罪，文强对其教育一番后将其释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