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的一天，在重庆的军统主任秘书毛人凤请文强吃饭，席间说：“戴老板本来内定你到湖南主持稽私处，但是目前华北局势复杂而又紧张，必须加强对太行山孙殿英部的工作。在本局高级干部中，以吾兄担任这项工作为最适宜。” 文强当即表示个人无所打算，只要需要，一切听从安排。毛人凤听了后，竟意外地怔了好一会儿。因为当时在重庆的一批军统局高级骨干，对各省稽私处长一职，都认为是一生难得的肥缺美差，为此明争暗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而文强竟毫不犹豫地同意放弃去湖南当缉私处长。 见文强同意去太行山区，毛人凤顾不得终席，便起身离座去打电话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在电话中要毛人凤转告文强，请明日到曾家岩戴笠公馆共进晚餐。 曾家岩戴笠公馆是位于重庆城西曾家岩小巷中靠嘉陵江一侧的一幢小楼，第二天在戴笠公馆共餐的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人。 戴笠这天显得特别客气，以温和亲切的口吻对文强说：“念观兄，你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担任我局华北办事处处长。这次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善变多诈。好在我与他之间，已经有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在山上，再派你去坐镇，我就放心了！” 文强后来才知道，早在1933年，戴笠就与孙殿英拉上了关系。后来两人又于1938年在武汉会晤时拈香拜把结为兄弟。但尽管如此，戴笠对孙殿英并不放心，怕他投降日军，因此先后派了平汉铁路北段爆破总队、新五军随军情报组等军统局机构紧随孙殿英部队行动，起到监视作用。 戴笠这次决定调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孙殿英的新五军的监视控制。 席间，毛人凤、龚仙舫、何芝园等人七嘴八舌讲起华北军统局组织遭受日伪打击损失惨重的情况，要文强去恢复组织，在山上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统一指挥华北军统局组织。他们说得文强插不上话，文强只得转向戴笠问道：“这次我去太行山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 戴笠思索了一下说：“刚才毛主任他们说的恢复本局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若对孙、庞都控制不了，不能利用他们，华北工作是打不开局面的。校长明确指示过，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军所用。否则，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 听了戴笠这番话，文强对华北之行感到一片茫然，这时，他真有些后悔不该那么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毛人凤。大概戴笠看出文强有为难之色，只以为他是感到任务艰巨，为了给他打气，在饭后又对他说：“校长一两天内要接见你。不要穿西装，穿中山服，或军便服都可以。” 说完，戴笠批给文强特别费法币1万元，又叫副官选了一支马牌三号大轮手枪送给文强。毛人凤在一旁看了，眉飞色舞地说：“老文，戴先生对你真是特别优渥了！” 文强只好报之以苦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他刚从上海、香港、澳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死里逃生出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他哪里还高兴得起来呢。 这时，文强向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打听到，女朋友葛世明正在贵阳军统局电讯处招待所养病。文强便去信问候并表明心迹，还寄去旅费2000元，嘱咐她病愈后先到江津大姐处，待他到西安安顿后，再接她北上完婚。 文强又给董益三留下一信，托其照料葛世明，并说明了他为使小儿有母，将遵从病亡妻子的遗愿与葛世明完婚的计划。他还提出，婚后葛世明将作为长期养病离职，不再支取工薪，生活由他负担，望董益三多加关照。 戴笠对军统局人员有一个纪律规定，即在抗战期间不准结婚。但这一规定却被文强变相突破了。不过，戴笠对文强也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从未对此说过什么。 为了等候蒋介石接见，文强住在重庆城里的观音岩饭店，几乎整天不敢出门。等了两天，直 到第三天上午才得到通知。戴笠亲自坐车来接他到了城西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盯着文强看了一阵，才开口叫他坐下，文强把所见所闻简要地说了一遍，说明另有两万字的书面报告呈上。蒋介石转到正题说：“你这次去华北的任务，比在上海和海外也许还要困难一些。我所要指示的话，已经向戴副局长说了，你知道了么？” 文强立即领会到这是蒋介石要结束谈话了，他便干脆地回答：“戴副局长已经把委员长的指示详细向我交代过，要以控制孙、庞两部为主要任务。” 当文强起身告辞时，蒋介石又表示关切地问：“家眷安置了没有？子女上学没有？” 文强不想细说自己妻子已经去世的情况，只简单回答：“都安置好了。” 会面结束后，文强准备动身离开，这时戴笠送来两封信，一封打着火漆印的给胡宗南，一封未封口的给蒋鼎文。另外还叫文强带一本密电码本给庞炳勋。 几天后，文强乘飞机前往西安，准备从这里转赴太行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