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香港的军统少将文强为了安全，便搬进了一家酒店，谁知这一搬家，他却差一点送命。 这天，文强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连谋来请文强到他家共进午餐。连谋是福建人，在黄埔军校时与廖宗泽同科同连同学，原是军统的元老，后来不知为什么失宠于戴笠，潦倒了几年，带着全家去新加坡从事开垦，不知为何却惹恼了新加坡的殖民当局，被驱逐。连谋带着家人来到香港后，一筹莫展。 文强一到香港，连谋就恳求他为其在戴笠面前说说好话，恢复在军统局的关系，哪怕在文强手下谋个小职位都行。文强一向与人为善，便在给戴笠的电报中代为提出了请求（（后来在文强的斡旋下，连谋去重庆当上了财政部稽私署督察室主任）。 这些天，连谋一直在静候重庆发来的任命信息。在连谋家里高高兴兴用过午餐后，文强回到旅馆，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旅馆里一片狼藉，人们议论纷纷。文强一问服务员，才知道他和连谋刚离开不到5分钟，就突然飞来一发日军炮弹，正好穿入文强房间里，将墙壁炸开一个大洞，房中的床铺、桌椅全部炸得粉碎！文强听了，吓出一身冷汗。若不是连谋那顿午餐，后果不堪设想。 之后，文强再也不敢因贪图饮食而住在这目标大的豪华旅馆了。赶紧搬到连谋家里去打地铺。无论白天晚上，一有动静便躲防空洞。在连谋家附近有汇丰银行的防空洞，里边陈设很好，不但有水电供应，还有小吃店、小商店，门口有义务兵服务队站岗，非西服革履、面容整洁之人不得入内。但文强在这个安乐窝里却发现了最大的问题：一旦日机空袭，外边发生爆炸或射击，洞里便会产生加倍的共鸣回响，震耳欲聋，使人难受到极点。 12月25日这天，文强他们在防空洞里一直没出来。整整一天的炮击，到黄昏时分终于停息了。不久，传来了消息：香港总督已经宣布向日军投降了。日军占领香港的次日，香港主要街道上出现了一支200人左右的日本军乐队，吹吹打打，奏着轻快的乐曲，似乎是为了扫除人们心中的恐怖。 果然，越来越多的人被蒙蔽，从紧闭的门户里走了出来。但是轻松的假象没有多久，就看见一队队日军士兵开始查封各大公司、企业，进行大肆劫掠，见物就搬，无物不抢。这一幕给文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是，文强回到连谋家里去，准备同他商量远走高飞的计划。连谋另有两个同乡也来到连家里暂住。 这天晚上，文强还未打开地铺，就听到外边街对面小巷里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铁栅门被毁声。不一会儿，许多人家敲起了铜锣、脸盆及各种响器，到处有人狂呼：“打劫了！流氓打劫了！”惊恐的呼叫声此伏彼起，整整一夜使人不得安睡。 天亮后，文强等人出门去打听情况，才知道昨夜到小巷中抢劫的流氓杀死了一个老人、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流氓也被居民杀死一人，泼出的开水烫伤多人。 这样大约过了四五天，忽然有一天街上变得鸦雀无声。文强他们从窗户看出去，只见开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在街头张贴告示。他们不敢出门去看，只在屋里隔着窗户听到翻译高声喊叫的一些话，得知告示上宣布了“十杀令”。 第二天，日本宪兵就押来了十多个所谓“流氓打劫”犯人，在附近一条街边的墙脚下枪毙了。 过后，被杀者的尸体在街头示众了几天，满街居民及过往行人都去看了，但无人认识那些死者。人们议论纷纷，许多人都不相信死者真是打劫的流氓，认为不知是日军从哪里抓来的冤魂。 这时，文强他们开始计划逃离香港的行动了。连谋坚决反对从陆路走，认为过关卡时容易被日伪奸细认出，危险极大。于是，他们决定从海路经澳门逃回内地。他们一行，包括连谋夫妇和他们的5岁儿子，两个福建同乡，加上文强，一共6人。连谋要文强一路上少说话，一切由他来应付，因为连谋会说福建话和广东话。连谋通过同乡关系找到了一只小渔船。驾船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给连谋讲了最安全的偷渡路线：先乘他们的船到香港附近的长洲岛，再从那里转船去澳门。 这天清晨，文强等人上了船，趁日军舰艇巡逻的空隙，小渔船飞驶出海，开始了偷渡的行程。开船后，连谋的妻子一直在双手合十对天祷告。文强看着满天绚烂的朝霞，不由得又像逃离上海时一样，心中充满了逃离牢笼的兴奋之情，满以为这一下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谁知小船刚驶出不远，海面上就漂来了一个巨大的红球形东西，拦住了去路。船夫不知是何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连谋也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青年船夫举起船桨欲打，文强定睛一看，暗叫不好，赶紧抓住了船夫的胳膊。 文强在镇江参观海军部鱼雷学校时见到过，认识那是一个剪断了网绳的浮雷，对水雷只能避开，千万别让它撞上，更不能去碰它的触角。船夫吓得不知所措了。文强只得自告奋勇，拿起船上的一根竹篙，小心翼翼地顶住水雷，叫船夫转舵开走。那个浮雷总算改变了漂流方向，渐渐远离了他们的小船。 在随后的航程中，船上的人不时听到远远传来巨响。不知那是水雷触礁爆炸，还是碰上了不幸的船只。文强暗自咋舌，感到后怕，好在一路有惊无险，文强一行成功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