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杨振宁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决反对国家投入1000亿人民币建大型粒子对撞

2012年，杨振宁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决反对国家投入1000亿人民币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他表示:＂我不是反对建大型粒子对撞机，而是反对给外国人做嫁衣！＂而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2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规划，要在5年内建成一座大型粒子对撞机。这可不是一般的大工程，预计总投资将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国防预算的十分之一。 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实力的集中展示，将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建成大型对撞机的国家。反对者则担心，巨额投资会挤占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影响面太广。 这场争议，很快就集中到了中国科学院的两位院士身上。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院士，是该项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建设大型对撞机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历史性机遇，将帮助中国在这一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而另一位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却公开表示反对。杨先生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贸然上马，弊大于利，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烂尾工程＂。他还尖锐指出，就目前中国高能物理人才储备来看，建成后恐怕主要是外国科学家在使用，相当于＂给外国人做嫁衣＂。 两位院士的观点针锋相对，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像这样的大科学工程关乎国家尊严，再难也要上；也有人主张，应该量力而行，把钱用在刀刃上。各种观点在网上论坛上激烈交锋，成为了大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建设大型对撞机的王贻芳院士，可以说是最坚定的一位。在他看来，这个项目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百年难遇的历史机遇。 他指出，高能物理学是当今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领域之一，事关人类对物质世界终极奥秘的探索。而中国在这一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掌握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美国费米实验室手里。 建设大型对撞机，将使中国一举跻身这个＂全球最顶尖实验室俱乐部＂。不仅如此，随着未来加速器建成，一系列前沿科学实验的开展，也必将大大推动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一个实现弯道超车、弄潮科技前沿的难得机会。 王院士还表示，这个项目还将带动大量尖端技术的发展，如超导、高真空、大规模数据处理等，对相关产业及国防科技也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从这个角度讲，大型对撞机并非一个单纯的＂科学装置＂，而是事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工程。 针对有人提出的高额投资与当前民生需求之间的矛盾，王院士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看法。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建设大型对撞机，就像一个人要购买开价不菲的显微镜一样。 显微镜虽然很贵，短期内也不能当饭吃，但从长远看，这是开展生物、医学等领域研究所必需的，甚至可能因此产生惠及百姓生活的重大突破。科学研究，从来都需要一些面向未来的战略投入。 他坦陈，如果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建设大型对撞机，无异于＂因小失大＂。一旦错过这次机会，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甚至整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因此落后10年、20年，甚至30年。代价之大，实在难以估量。 而在反对阵营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杨振宁院士。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对大型对撞机项目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贸然上马这个项目，存在很大的风险和问题。 杨院士指出，建设和运营一座大型对撞机，成本是个天文数字。1000亿只是初始投资，还不算后续的运行维护费用。相比之下，当时我国科研经费总额也就几千亿。如果大笔资金投入对撞机，其他许多领域的科研经费，势必会受到挤压，影响面非常广泛。 杨院士认为，我国当时在高能物理领域的人才积累还很薄弱。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建成一座对撞机没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去运行、维护，去开展复杂的实验，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否则，对撞机建成了，可能主要是外国科学家在使用，那就有点＂为他人做嫁衣＂的意思了。 杨先生以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夭折为例，说明在这个领域，即使是科技实力雄厚的美国，也曾因前期准备不足而導致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如果贸然上马，很可能重蹈覆辙。与其冒着失败的风险，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夯实基础，培养人才，通过与国际合作逐步提高本土研发实力，水到渠成时再建设，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杨振宁最后总结，大型对撞机是一个＂功在千秋＂的大项目，关系到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长远布局。但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时机尚不成熟。即便有再多诱人的理由，也不能急于一时。否则，贻误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代价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与其＂贪大求洋＂，倒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现有的研究搞好，把最紧迫的民生需求解决了，才是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