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被老蒋一撸到底，无事可干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豆腐厂的老板。
徐恩曾卖豆腐，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他手上压了一大批大豆。原来，在一年前，徐恩曾见大豆价格不断涨价，掏钱买了不少，存放在库房，准备在一个合适的价格出售。
不想，自徐恩曾囤积大豆后，大豆价格不断走低，放了一年有近三分之一因虫咬、发霉等原因，已损耗掉了。徐恩曾有中统特务头子兼“交通部”次长的身份，这次投机失败，对他而言本算不上伤筋动骨。可等徐恩曾被老蒋免去本兼职务，连国民党的“中执委”头衔都未保住后，坐吃山空之下，急需将这批大豆脱手，换取现钱。
徐恩曾的妻子费侠出了个主意：“不如办个豆腐坊，把大豆磨成豆腐，然后卖出去，总比全部发霉丢掉要好。”
徐恩曾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马上采买设备，办了一个小型豆腐厂。徐恩曾尽管失势，但人脉还是在的，在四处活动下，重庆各大机关的食堂，都优先采买他的厂子生产的豆腐。
费了好几个月，徐恩曾终于把剩余的大豆全部制成豆腐，并售卖出去，算下来，将当时购买大豆投入的钱，基本收了回来。
1946年初，徐恩曾带着家人去上海居住。中统在上海办事处的主任吴星伯，以接收“日伪资产”的名义，搞了好几栋洋房，得知“老局长”徐恩曾也到上海后，马上设宴款待，并将洋房中最大的一栋，送给了徐恩曾。
有吴星伯在上海的关照，徐恩曾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吴星伯病死，新任办事处主任季源溥，和徐恩曾颇有恩怨。
季源溥是中统的老人，自调查科时期，就是骨干分子。季源溥和调查科首任科长叶秀峰关系密切，徐恩曾在取代叶秀峰，接任调查科长后，对季源溥极力打压。
季源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向徐恩曾低头、示好，但始终被排挤，难以进入中统的中枢。以季源溥的资历，在1938年中统局成立后，在局本部当个处长不成问题，可徐恩曾看他不顺眼，找了个借口将他打发去“交通部”任职。辛苦多年，还是免不了被驱逐，这让季源溥对徐恩曾深恨之。
及至1945年1月，老蒋将徐恩曾弃用，由叶秀峰主持中统，季源溥的“春天”到了，得以重返中统。
叶秀峰上任后，调换了一批徐恩曾的亲信，季源溥等原来的“边缘人物”得到重用。在吴星伯死后不到一周，季源溥就到上海办事处走马上任了。
当季源溥得知徐恩曾在上海住着花园洋房，逍遥快活后，气不打一处来，派人去通知徐恩曾，说这栋房子原是“日伪资产”，现已被中统充公，让徐家人限期搬出，否则将派人驱离。
徐恩曾对这栋洋房很满意，也没想到会收回，因此花了大价钱重新装修，并购买了不少的家具，当然是不愿意搬离的。
见徐恩曾不配合，季源溥派出办事处的十几个特务前往骚扰。派去的都是些小特务，和这个昔日的“徐局长”并无交集，自然也没有好脸色。
特务们为了办好季源溥交待的差事，干脆把事情做绝，住了下来，整日在徐家吃喝拉撒睡，连主卧室、书房都给占了，徐恩曾和费侠，晚上不得不住在一个小房间。
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是钱大钧，警察局长是宣铁吾。费侠建议徐恩曾向这两人求助，让季源溥不要再胡闹。
徐恩曾苦笑一声，这两人可不会帮他的。戴笠在军统，是以副局长的身份主持事务的，局长由历任的侍从一室主任兼任，钱大钧当一室主任时，也是兼任过军统局长的。军统和中统争斗不休，钱大钧怎么可能替徐恩曾说话呢。
至于宣铁吾，和徐恩曾早就势同水火。抗战中后期，戴笠兼任“缉私署长”，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次长“，两人借此纵容手下的大小特务们，走私贩运货物牟利。
到了1944年，老蒋为了敲打戴笠、徐恩曾，调宣铁吾去担任“缉私署长”。宣铁吾到任后，联合“宪兵司令”张镇，抓了一批军统、中统的人员，以“走私”的罪名先后枪决了几十人，抓押了上百人。
宣铁吾、张镇都是黄埔一期生，老蒋的绝对心腹，是戴笠、徐恩曾所不能撼动的人，彼此的仇怨算是结下了。
徐恩曾想了一圈，只得打电话给表兄陈立夫求助。徐恩曾的发迹，和陈果夫、陈立夫的提携关系甚大，但徐恩曾后来的表现让陈氏兄弟失望，在老蒋撤他职时，并未出手相助。
不过毕竟是表兄弟，陈立夫也不能看着徐恩曾这样被欺负，给季源溥打去电话，将他臭骂了一番。
季源溥也是“CC系”的人，挨了陈立夫的骂后不住的陪笑解释，说这都是手下人胡作非为，和他无关。
在陈立夫打了电话的当天，特务们离开了徐家，此后再未登门骚扰。徐恩曾不甘当个寓公，又走动了陈氏兄弟的关系，在陈果夫兼任董事的银行，以开办“农垦公司”的名义，贷了一大笔钱出来。
干了一段时间，徐恩曾见“农垦公司”赚钱不多，便又花巨资（折合黄金四千两）买了一艘货轮，往来运送货物。当时的民船，频频被蒋军征用，徐恩曾靠着昔日的关系，他的货轮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从未被征用过。由于有人照拂，徐恩曾的货运生意很好，获利甚大。
就这样，徐恩曾这个前任中统特务头子，摇身一变成了大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