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地下党崔景岳被捕后，密信落入敌人手中，但密信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崔景岳说：“我给你们显字。”敌人开心坏了，本以为可以钓到大鱼。然而，不久，敌人就后悔了...... 1940年4月13日的傍晚，崔景岳正在吃晚饭时，马云泽推门走了进来。马云泽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崔景岳。 信的内容很简单，只说让崔景岳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落款人是杜琳。崔景岳看完信后，换上了一身商人的打扮，带着马云泽开具的采购教具证明，骑着自行车踏上了前往省城的路。 按照约定的时间，崔景岳在省城等候与杜琳接头。杜琳匆匆从学校赶来，向崔景岳汇报了关于发展党员的情况。 就在当天深夜12点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行动打破了夜的宁静。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孝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着2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闯入了杜琳的住所。 宪兵们将崔景岳和杜琳五花大绑，押送到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马孝贤和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立即开始了审讯工作。 在严刑拷打下，杜琳承认了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的身份，并供出了自己的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还透露崔景岳是李仰南介绍给他的。敌人得到这些信息后，连夜开始审讯崔景岳。 敌人搜出了马云泽为崔景岳开具的采购教具证明。高中第质问崔景岳的身份，崔景岳回答说自己是商人，在宋澄堡小学当义务教员。 敌人掌握了这些信息后，立即布置了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到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实施抓捕。 江生玉的叛变给地下党组织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当他交出那封送往延安的密信时，敌人认为自己抓到了破获整个地下党组织的关键。 然而当敌人打开密信时，眼前却是一张空白的纸。敌人立即召集了多名审讯专家，开始对崔景岳进行车轮战式的审讯。 ＂这封信是用什么方法写的？怎么显现出字迹来？＂敌人一次又一次地逼问。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崔景岳始终保持镇定。 在一次审讯中，崔景岳突然开口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显字的方法。＂敌人听到这句话，立即聚精会神地等待下文。 ＂用五倍子水可以显出字迹。＂崔景岳说出了这个方法。狡猾的敌人不敢轻易相信，决定先用密信的一角来试验。 当敌人将信的一角浸入五倍子水后，纸张立即变成了黑色，什么都看不清了。敌人这才意识到，崔景岳是在用计毁掉密信。 经过叛徒的指点，敌人最终用碘酒在密信上涂抹，字迹慢慢显现出来。密信上详细记录了宁夏地区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敌人根据密信上的内容，加紧了对地下党员的搜捕。一天，敌人拿来一份名单，要求崔景岳指认其中的共产党员。 崔景岳接过名单，拿起毛笔，开始在上面做标记。敌人满怀期待地等着获得新的线索。 当敌人接过名单查看时，发现崔景岳圈出的全是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这个举动激怒了敌人，他们立即对崔景岳实施更严厉的刑罚。 敌人轮番使用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等酷刑。但是关于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崔景岳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 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将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同时被转押的还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同志。 这座监狱的环境极其恶劣，牢房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空气污浊，臭虫和虱子遍布牢房的每个角落。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崔景岳带领同志们建立了狱中党支部。经过认真讨论，崔景岳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制定了三项重要任务：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保护好同志们的身体以备再战。这三项任务成为指导狱中斗争的基本方针。 在崔景岳的带领下，狱中党支部首先开展了团结难友的工作。他们主动接近那些动摇的自首分子，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 杜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前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暴露了地下党的重要信息。但在狱中党支部的帮助下，杜琳重新树立了信念。 当敌人要求在＂反共宣言＂上签字时，在崔景岳和其他同志的影响下，杜琳坚决拒绝了。敌人见状，只能给杜琳戴上脚镣，并将崔景岳单独关押。 党支部还特别注意与外界保持联系。一天，几个定边的商人被关进了牢房。崔景岳通过观察和交谈，确认他们的身份可靠。 在难友们的掩护下，崔景岳写下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 这份报告最终通过定边商人成功传递到了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分区。这让外界了解到了狱中同志们的斗争情况。 在崔景岳的影响下，许多被关押的同志都表现出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大家团结一致，以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