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带领两个部下坐法院的警车到下乡，回来在国道上遇见前面堵车。我不想这样一

十年前，我带领两个部下坐法院的警车到下乡，回来在国道上遇见前面堵车。我不想这样一直堵在路上，遂下车向前察看，一个同事也下车紧跟着我前行。没走多远就发现原来是前方出了交通事故，一辆外地大货车将一个骑三轮摩托车的本地村民撞倒在地、奄奄一息，另个有两三个本地村民正围着大货车司机拳打脚踢。 看到这一幕，我心中一紧，职业本能让我立刻冲了上去。我大声喊道：“都住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那几个村民正处于愤怒之中，听到我的喊声，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其中一个身材魁梧、满脸通红的村民瞪着我，大声说道：“你谁啊？少管闲事！这外地人开车不长眼，把人撞成这样，我们教训他一下怎么了？” 我赶紧表明身份：“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家先冷静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打人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同事也在一旁帮我劝说：“对呀，大家别冲动，肇事司机跑不了，我们要相信法律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处理。” 在我们的劝说下，那几个村民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我赶紧走到被撞倒的村民身边，只见他面色苍白，紧闭双眼，腿部和头部都有明显的血迹，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刻让同事返回警车，拿上急救箱，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同事迅速跑开，我则在原地尝试着唤醒伤者，轻声呼唤：“老乡，你醒醒，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 这时，周围的群众越聚越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有人说：“这货车司机肯定是疲劳驾驶，不然怎么会撞到人。”也有人说：“这本地村民也真是倒霉，三轮车好好地开着，就被撞了。”我一边安抚着伤者，一边听着周围群众的议论，心中明白，大家的愤怒源于对伤者的同情和对交通事故的痛心。 不一会儿，同事带着急救箱赶了回来。我们迅速对伤者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尽量减少他的出血。同时，我向货车司机了解情况。货车司机一脸惊恐，说话都带着颤抖：“我……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正常行驶，他突然就从旁边冲出来了，我刹车不及就撞上了。”从他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来看，事故责任似乎并不简单，需要进一步调查。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救护车很快赶到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伤者抬上担架，送上了救护车。我叮嘱同事跟着救护车去医院，随时了解伤者的情况，并保持联系。 随后，我开始处理现场的局面。我对货车司机说：“你先别害怕，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积极面对。现在你先把驾驶证、行驶证拿出来，等待交警来处理。”货车司机连忙点头，从驾驶室里拿出证件递给我。我仔细查看了证件，确认无误后，对周围的群众说：“各位老乡，大家都散了吧，交警很快就会来，他们会公正地处理这起事故。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相信法律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然而，还是有一些群众不太愿意离开，他们担心货车司机会逃跑，或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耐心地解释道：“大家放心，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在这里，不会让他跑掉的。而且交警部门会根据事故现场的勘查和相关证据来认定责任，肇事司机一定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我的再三劝说下，群众们逐渐散去，交通也慢慢恢复了通畅。 没过多久，交警赶到了现场。我将事故的大致情况和货车司机的证件交给了交警，并表示我们法院的同事已经跟着伤者去了医院，会随时提供相关信息。交警对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并表示会尽快展开调查，公正处理这起事故。 处理完现场的事情后，我回到了警车旁。此时，另一个部下也赶了过来，我们一起前往医院。在医院里，我们找到了同事和伤者。医生正在对伤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同事告诉我们，伤者目前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来到伤者家属身边，安慰他们说：“你们别太担心，医生会尽力救治的。事故已经交给交警处理了，我们法院也会关注这件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结果。”伤者家属感激地看着我，说道：“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事们一直关注着这起事故的进展。交警经过详细的勘查和调查，最终认定了事故责任。货车司机因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路况，承担主要责任；而骑三轮摩托车的村民因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次要责任。 根据责任认定，伤者的家属和货车司机就赔偿问题进行了协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调解，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合理的赔偿协议。起初，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伤者家属认为货车司机应该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和后续的康复费用，以及精神损失费等；而货车司机则觉得自己的责任没有那么大，不愿意承担过高的赔偿金额。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耐心地给双方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分析事故责任和赔偿标准。经过多次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货车司机同意按照合理的标准对伤者进行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