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的天安门广场 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这一住就是十来年。 在北

五十年代初的天安门广场 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这一住就是十来年。 在北京的大半时间都住在小中府胡同，这是一个东西向的胡同，位置就在今天的人民大会堂的东北角，1958年建设人民大会堂时将它拆除了。小中府胡同的东口隔着一条不宽的马路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每到广场上有什么大型活动，比如国庆、五一集会游行，胡同东口都要戒严，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只能在警察叔叔的看管下站在胡同口里面，热切的观看广场上的人群活动。记得是在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天安门前搭起了一个很高的台子（类似后来1976年毛主席追悼大会时搭的高台）。其实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理解斯大林逝世的意义，纯粹是为了看热闹，就跑到东口去看。但是受到了戒严的警察叔叔的斥责，他命令我们安静地站好。到全体默哀时，我们也必须立正低头。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低头默哀多长时间了，但当时觉得时间很长，头低得也非常难受，很想立刻离开这里，但看到警察叔叔的一脸严肃样子又不敢。还是一个小伙伴机灵，拉着我跑回到胡同里面。 最初的天安门广场是用红墙与其他地方隔断的，而且，广场的东西两侧不能直接通行，如果想去广场对面的街道，必须从胡同东口向北走到长安街，从长安街向东走到广场东边。或者向南走到前门附近，再向东走到广场东边。那段时间人们很有意见。后来，政府在广场东西两侧的红墙上开了几个大洞，供行人通行。再后来干脆就把包围广场的两侧红墙拆除了。拆除后，倒是更显得敞亮。 那时，广场分成三部分，中间的一个最大，东西两侧与大广场隔着一条马路各有一个小广场。每个小广场各有一个水泥搭起的观礼台，孩子们把它叫做“看台”，每当有大型集会的时候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就在小广场的看台上就座（当然，他们的重要性要次于天安门前面的几个大看台上的人物了）。 西侧的小广场与小中府胡同只有一墙之隔，这个墙也是那种高大的红墙。由于小中府胡同东口里面有一个不大的空场，所以国庆五一的联欢晚会就在这个空场上设立了焰火发射点。记得那时的焰火发射比现在的要简陋得多，发射筒类似迫击炮筒，但是要短很多，直立在地上，焰火弹是一种直径大约十公分的圆球，指挥官发出口令，战士就把焰火弹用很细的绳子吊放到发射筒里，再发口令，战士双手把一种似乎白色的什么东西相互磕碰一下，迅速投放到发射筒里，于是一声巨大的声响，一个流星一样的小火球就飞上了夜晚的天空，随即一声爆响，绽开了璀璨的礼花，随后，就是一群飞舞的五彩信号弹被发射上天。广场周围有好几个这种发射点。礼花过后，还常常可以看到在空中慢慢飘落的小降落伞，下面挂着还在燃烧的“小星星”，这是孩子们最喜爱的小玩具，谁能捡到它那是非常高兴的。降落伞是用棉纸作的，据说也有用绸子做的。有时，还能遇到空中掉落的礼花弹外壳，似乎是用硬纸做的。 在胡同东口的焰火发射大约只进行了两三个节日，后来就不来了，听说是因为发射时震动太大，老百姓房子的墙被震裂了。后来的礼花中小降落伞也不见了，据说是因为下面挂的“小星星”落到房顶上容易引燃屋顶上茅草引起火灾。 由于每逢重大节日举行的集会人数众多，所以参加集会的人喝水和大小便就就是大问题。在小广场的墙根，临时安装了自来水管，每隔不远就有一个水笼头，集会开始前的一两天，水管里就开始通水了，但是那种水是不能喝的。我曾经冒冒失失地喝过一口，难喝极了，一股漂白粉味，原来那是为了给水管消毒推进去的水。在小中府东口里面有一些用预制板制成的水泥槽，平时都盖的严严实实，到需要使用时，把水泥预制板每隔一块打开一块，外面用深红的帆布隔开就成了临时厕所，节日过后再冲洗干净，盖上预制板。 小中府的西口也面对一条不宽的马路，但是和东口的马路不同，西口的马路有电车轨道，孩子们称做“电车道”。每天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开来开去。那时候坐电车大多是按照电车前面挂的小牌子颜色来区分，有白牌，有黄牌还有红牌。出门坐电车常常说“坐白牌车”、或“黄牌车”“到XXX下车”。 马路的对面有几家小商铺，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副食店和一家早点店。那家副食店门口的台阶很高，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都把它叫“高台阶”，一说就是“上高台阶打酱油”、“上高台阶打醋”。五十年代初,“高台阶”曾经卖过一种酱油，味道非常好。它的瓶子要比普通瓶子大一半，而且可以拿旧瓶子来换新的，只需要交酱油钱就可以了。 早点铺的烧饼和油条让人难以忘怀，带芝麻的烧饼是3分一个，油条那时叫“油炸鬼”，2分一个，如果再花5分钱，可以买一碗甜豆浆。一毛钱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 从西口向南走，不远路西是一家法院。记得它的外墙是铁栅栏，里面树木葱茏，印象最深的是它那两个白色，像教堂的钟楼一样的建筑（也许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教堂也未可知），但是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它是北京的法院还是国家最高法院。再往南走就是著名的西交民巷了，走到头往东一拐，就是父亲曾经供职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