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受邀参加了秘密会议，提出：“我国应该组建火箭军”！周总理听后，摇摇头说道：“名字太张扬，要改！” 1956年的北京，早春微寒，几辆黑色轿车驶入了城内一处安静的会场，这里，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军事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酝酿。 参会的人不多，但每个人都心情凝重，钱学森，刚从美国归国一年有余的科学家，此时正坐在会议桌的中央。 他抬起头，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们应该组建一支全新的军种——火箭军。” 这句话落下，会议室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钱学森的提议意义非凡。 火箭军，是他对未来战争形态的远见构想，也是对新中国国防科技现状的深刻剖析。 可就在众人消化这一提议时，周恩来总理却摇了摇头，平静地说道：“名字太张扬了，要改。” 钱学森能在这场会议上提出如此大胆的建议，并非偶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消息传到了美国，当时年仅38岁的他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和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这一切光环未能动摇他内心的坚定信念，回到祖国，为国家的科技和军事发展贡献力量，可正因为他的成就与影响力，美国政府决定阻止他回国。 钱学森被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并被监视长达五年，在这期间，他不仅失去了自由，还遭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 他曾被关押在特米诺岛监狱中，每隔15分钟便被打开灯光检查，无法获得安稳的休息，他的体重因此骤减了30磅。 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还是对回国抱有很大的希望，便暗中通过一些复杂的途径写了一封求救信，这封信经过层层转手，最终被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立刻采取行动，通过外交谈判，最终以交换战俘的方式成功营救了钱学森。 1955年9月，钱学森一家从美国出发，途经夏威夷、日本、菲律宾，最终在香港罗湖桥跨过边界，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当他站在国土上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终于回来了。”短短几个字，背后是五年的坚持与不屈。 回国后，钱学森的任务明确而沉重，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同时被要求承担导弹与火箭技术的研发工作。 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连拖拉机都造不出来，更别提导弹，但钱学森毫不退缩。 他从全国各地搜集工业数据，走访考察，与科研人员一起摸索着起步。 钱学森认为，导弹武器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装备，中国必须建立一支专门以导弹为核心武器的新型军种。 他的“火箭军”提议却因过于高调而被周恩来否决，周总理明确表示，国家此时需要的是低调务实的发展。于是，这支部队被命名为“第二炮兵”。 尽管名字被改，但钱学森并未感到沮丧，他知道，真正重要的是部队的建设，而非名称。 他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导弹与火箭研究的机构，钱学森出任首任院长。 从零开始，一切都困难重重，那时候，中国既没有先进的计算机，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科研人员只能依靠算盘和草稿纸进行繁琐的手工计算。 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完成。 1960年，中国终于将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成功发射。 随后，中国又成功研制出“东风二号”导弹，并在1964年搭载核弹头完成精准打击，这标志着“两弹结合”的战略构想取得了初步成功。 钱学森不仅在导弹事业上贡献卓著，他的个人安全也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由于他的重要地位，他多次成为敌对势力的目标。 1964年，钱学森曾遭遇过投毒暗杀，幸而被及时发现，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周恩来亲自安排为他配备了一名食品检验员，专门检测所有送到他家的食物。 此外，他曾使用的一辆天蓝色轿车也因过于显眼而被换成黑色，这些保护措施，展现了钱学森在国家战略中的无可替代性。 除了科研工作，钱学森还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课程，用自己的奖金为贫困学生购买计算尺。 他总说：“科学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人才就是国家真正的财富。”就是他培养的这些人才，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脊梁。 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这一成就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在国际航天领域的地位。 此时，钱学森提出的“火箭军”虽然还未正式成立，但它的理念早已深深融入中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的发展之中。 直到2015年，原“第二炮兵”终于更名为“火箭军”，这一举措不仅是对钱学森的致敬，也标志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