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毛人凤得知亲信戚再玉、张亚民被抓后，去电淞沪警备司令部让放人，不想却惹怒了司令宣铁吾，这两人被就地枪决。 故事的起点源于国民党内部早已埋下的矛盾。戚再玉和张亚民是毛人凤最信任的两位下属，他们在上海分别担任稽查处处长和经济科科长，负责监管经济与商贸活动。 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这两位特务的职责早已偏离了正轨。戚再玉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甚至抢劫来的汽车都直接停放在家中。 张亚民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敲诈勒索和走私活动。两人不仅败坏了军统特务系统的名声，更成为上海市民愤怒的焦点。 这一切引起了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注意。宣铁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与蒋介石和蒋经国有深厚的私交。 他不仅是蒋经国整顿上海治安的核心力量，更是国民党内部反腐行动的重要执行者。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打击腐败的机会，也是削弱军统势力、巩固黄埔系权力的关键时刻。 宣铁吾深知，上海是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心脏，而军统的特务腐败和地方势力的渗透正在侵蚀这座城市的根基。他必须用最果断的手段，迅速整肃。 随着调查深入，戚再玉和张亚民的违法行为被一一查实，证据确凿。宣铁吾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两人。 然而，事情的转折出现在毛人凤的强硬干预上。毛人凤接到消息后，立刻通过电报向宣铁吾施压，要求释放这两名亲信。 毛人凤的干预并非单纯的出于保护手下，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军统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自戴笠去世后，毛人凤接掌保密局，但军统的威望早已今非昔比。在内战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毛人凤希望通过保住戚再玉和张亚民来维持军统的权力。 然而，毛人凤显然低估了宣铁吾的决心与果断。对于宣铁吾而言，毛人凤的求情不仅毫无说服力，反而是一种挑衅。 在他看来，军统的腐败早已引发社会不满，而这正是蒋经国“打虎”行动的目标。 他决定用一场雷霆手段来宣示自己的权威。很快，宣铁吾批示枪决令，二人被迅速押往警备司令部的操场执行枪决。 这一枪决震动了整个上海。戚再玉和张亚民曾经不可一世，依靠军统的后台横行无忌，但在这一天，他们的命运戛然而止。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上海的特务系统瞬间陷入恐慌，许多人开始收敛嚣张的作风。然而，这场枪决不仅仅是两名特务的终结，更是一场权力博弈的公开对决。 宣铁吾为何如此强硬？他的态度与其个人经历和背后站立的黄埔系力量密不可分。早在抗战后期，他就与军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当时，戴笠利用缉私署的权力纵容特务走私，甚至直接从中牟利。宣铁吾接任缉私署署长后，联手宪兵司令张镇查扣了大批军统的走私货物，还枪决了多名特务。 这不仅削弱了军统的利益，更让宣铁吾在军统中树立了“铁面无私”的强硬形象。也正因此，宣铁吾与军统的矛盾在多年后愈演愈烈，直至此次事件完全爆发。 在更大的背景下，蒋经国的“打虎”行动是这一事件的重要推手。抗战胜利后，蒋经国试图通过打击腐败和清理帮会势力重建国民党的社会形象。 他选择了宣铁吾这样忠诚且果断的执行者，通过雷霆手段来整顿地方秩序。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针对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帮会势力，还意在削弱军统在地方的影响力。 对于蒋经国来说，军统的腐败和地方势力的勾结已成为上海治理的最大障碍，必须进行清理。 戚再玉和张亚民事件并非孤例。宣铁吾早在上任之初，就通过抓捕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来警告上海的帮会势力。 万墨林以“囤积居奇、操纵米价”为罪名被逮捕，虽然杜月笙通过关系将其保释，但宣铁吾的强硬态度已让青帮势力不得不低头。 此外，在蒋经国的支持下，宣铁吾还多次清理军统内部的腐败特务，进一步削弱了军统的势力。 而对于毛人凤而言，这一事件的后果是沉重的。作为戴笠的继任者，毛人凤试图维持军统的权威，但这次求情的失败让他彻底丧失了上海的控制权。 这也标志着军统在黄埔系与蒋经国的联合打击下逐步失势。毛人凤虽一再试图通过权术自保，但他的能力与戴笠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最终在派系斗争中被边缘化。 戚再玉和张亚民的枪决，表面上是一次反腐行动，实则是一场涉及黄埔系、军统和蒋氏父子的复杂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