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亡国之君，为何蜀后主刘禅是公爵，而吴主孙皓只是侯爵 三国末期，蜀汉与东吴先后灭亡，蜀汉后主刘禅和东吴末帝孙皓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刘禅在投降魏国后被封为“安乐公”，享受公爵待遇，安度余生；而孙皓降晋后，仅被封为“归命侯”，待遇远逊于刘禅。 两人同为亡国之君，这种待遇上的巨大差异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和个人因素。 公元263年，蜀汉国力早已衰微，在邓艾奇袭成都后，刘禅选择顺势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生灵涂炭。刘禅的降服过程显得从容而平稳，没有激烈的对抗，也没有大规模的破坏。 司马昭对刘禅的这种“识时务”十分满意，认为其投降展现了一种“顺应大势”的明智选择。因此，司马昭对刘禅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将他及其宗族安置在洛阳，还封他为“安乐公”。 这不仅是对刘禅个人的嘉奖，也是司马昭为了显示晋国仁德、安抚蜀地民心的一种政治姿态。 反观孙皓的投降则显得极为狼狈。 公元280年，晋国发动全面南征，仅数月便攻破东吴都城建业。此时的东吴早已民心尽失，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 孙皓的投降在晋国眼中并不具备“象征性的胜利”，更多是一场无可争议的失败。 相比刘禅的顺势投降，孙皓的局势是其自身无能所致，因此他在晋国并未获得尊重，加之东吴长期抗拒晋国统一，其政权的覆灭更被晋朝视为理所应当。 因而孙皓仅被封为“归命侯”，待遇显著低于刘禅。 还有一点就是，两人的性格与行为差异也是影响待遇的重要因素。刘禅虽被视为昏庸，但性情温和，投降后安分守己，从未制造任何政治波澜。 历史上著名的“乐不思蜀”典故，正体现了刘禅的随遇而安，这种态度让司马昭对他更加放心。对于晋国来说，刘禅既没有野心，也不具备威胁性，他的存在反而有助于稳固对蜀地的统治。 而孙皓则截然不同，他在位期间以残暴和荒淫著称，对内施行暴政，频繁迫害忠臣，令东吴内部矛盾丛生。这样的统治行为使东吴百姓对其怨声载道，也令晋国对其产生了深深的轻视。 在晋国眼中，孙皓的降服只是东吴政权腐败无能的自然结果，他的存在不仅没有象征性价值，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讽刺。因此，晋朝对孙皓的待遇远不如对刘禅宽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