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安禄山睡觉的时候，阉人李猪儿用刀捅进了他的肚子，那时，安禄山本想起身反抗，可由于自己太胖，身子无法挪动，最后只能痛喊一句，便含恨而死。 公元757年的一个深夜，洛阳宫内一片寂静，寝宫中安禄山正沉沉睡去，等待他的不是一夜好眠，而是历史中最令人唏嘘的一次刺杀。 他的贴身侍从李猪儿提刀而来，一刀捅进了他的腹部，剧烈的疼痛惊醒了安禄山，他试图反抗，却因身体过于肥胖，根本无法挪动分毫。 绝望中，他大喊“家贼杀我！”最终，这位叛军首领含恨而亡。 他的死，是安史之乱中至关重要的一幕，但在这之前，安禄山的一生和他的叛乱，却为这场历史悲剧埋下了诸多伏笔。 安禄山的死亡绝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在多年之前便已埋下了裂痕。 安禄山出生在粟特族，他从一个底层牙郎逐渐成为唐朝最重要的边疆节度使，靠的不仅是勇猛与聪明，还有他深谙人情世故的处世之道。 他善于讨好上级，更善于在权力的夹缝中寻找生存之路，正是凭借这种手段，他先是成为唐玄宗的宠臣，又通过对杨贵妃的谄媚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但表面的荣宠并不能掩盖危机，他与宰相杨国忠的矛盾日益尖锐。 安禄山的权力源自于唐玄宗对边疆节度使的依赖，他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直接掌握了十五万精锐边军。 这些权力在李林甫执政期间得以巩固，但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上台，边疆将领与中央权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天宝十三载，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觐见玄宗，尽管玄宗亲自将御衣披在他身上以示恩宠，但安禄山心中却充满了恐惧。 他清楚，在杨国忠的打压下，他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唯一的选择就是先发制人。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终于在范阳举兵，他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迅速带领了十五万大军南下，占领了河北和河南大片的地区。 他攻势凶猛，沿途几乎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陈留、洛阳接连失守，唐军主力尚未集结便节节败退。 这与唐朝当时的军事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长期的太平局面，唐朝内地的军备松弛，真正有战斗力的边防部队大多分布在西北地区，难以及时支援中原。 而安禄山的叛军恰是训练有素的东北边军，作战经验丰富，军纪严明。 占领洛阳后，安禄山迅速称帝，建立伪燕政权，他将国号定为“燕”，以洛阳为都城。 这一举动看似巩固了叛军的合法性，但也让他陷入了更大的困境，称帝意味着他与唐朝彻底决裂，但伪燕政权的统治基础却极为脆弱。 河北士族虽然支持他，但中原地区的地方豪强和百姓对叛军掠夺式的统治深恶痛绝，这些矛盾，让他的政权迅速失去了民心。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不再是那个灵活的将领，他的身体状况在叛乱期间急剧恶化。 背上长满脓疮，视力严重下降，体重甚至超过350斤，这种体型让他行动困难，甚至连起床和穿衣都需要侍从帮助。 他的暴躁脾气也因此愈加严重，对下属动辄拳打脚踢，甚至连儿子安庆绪也未能幸免。 他身边的亲信们早已心生怨恨，而安庆绪更是对父亲积怨颇深。 至德二年，安禄山的死局终于到来，长子安庆绪联合谋士严庄和侍从李猪儿，精心策划了一场刺杀。 当晚，洛阳宫内一片寂静，李猪儿手持利刃，悄然进入寝宫，他缓步靠近熟睡中的安禄山，将刀狠狠刺入他的腹部。 安禄山痛醒，试图抓住床边的刀反击，但他的肥胖身躯让他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大喊“家贼杀我！”数刀之下，他的生命迅速终结。 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叛军首领，最终死在自己人手中。 安禄山的死并没有结束叛乱，反而使叛军内部陷入了更大的分裂，他的长子安庆绪继位，却因弑父行为失去了军心。 叛军将领对安庆绪缺乏信任，尤其是史思明逐渐崛起，成为叛军的另一核心人物。 叛军内部裂痕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其彻底失败，而唐朝虽然平定了叛乱，但中原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已被破坏殆尽。 这场叛乱的代价是巨大的，中原人口锐减，土地荒废，唐朝的财政体系几近崩溃。 从此，唐朝的中央权力一蹶不振，地方节度使势力迅速坐大，割据现象愈演愈烈。 安禄山的叛乱不仅改变了唐朝的历史轨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次教训。 安禄山用阴谋和暴力撼动了一个帝国，却未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 他的死亡，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而他的叛乱，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