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染上重感冒，连续十天不见好，病情还日渐严重，而西药治疗不见效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主席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1957年7月，毛主席前往青岛，出席中央在此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规模大，议题多，而主席本人一向日理万机。 闲暇之余，他依旧坚持自己的习惯——游泳，在青岛湾那片碧海中，主席游得酣畅，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下水却引发了一场令人担忧的健康危机。 当时正值夏季，青岛连续降雨，海水的温度骤降。主席游泳后出现了感冒症状，起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时间久了，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逐渐加重，他的咳嗽愈发明显，整晚辗转难眠，随行医生立即开了西药，但多次尝试后，效果微乎其微。 眼看病情日渐严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让随行人员一片焦虑。 此时，距离会议结束不久，接下来的任务还包括八一建军节的阅兵式。 主席的健康不仅关系到这些重大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更让大家对他的长久健康忧心忡忡。 怎么办？随行医生束手无策，众人将目光转向了山东省委书记舒同。 舒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济南的一位中医刘惠民来看看。 舒同对这位中医极为信任，称他医术精湛，自己曾多次向其求诊，每次疗效都非常显著。 他甚至拍着胸脯保证：“这位大夫绝对值得信赖！”主席听了之后，虽身体抱恙，仍带着几分幽默说道：“既然他是‘惠民’，那就让他来施惠于我吧！” 刘惠民其时已经在中医学界小有名气，他出生于山东沂水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对中医学充满兴趣。 早年他在名医张锡纯创办的立达中医院学习，并考入了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 通过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他在内科杂病、神经衰弱、不孕症等疑难杂症的治疗上有独到之处，尤为擅长辨证施治。 革命战争时期，他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创办医药研究所，为根据地培养了大量医疗人才。 在舒同的安排下，刘惠民被专机接到青岛，他年近六旬，身着朴素的长衫，见到主席时显得从容不迫。 毛主席幽默地同他打了个招呼：“刘大夫，你可是来施惠的呀。”刘惠民不卑不亢，连忙表示：“主席放心，我尽全力。”随后，他开始为主席诊脉。 经过详细检查后，他认为主席的病因是“风寒内阻，外寒不得宣泄”，而主席长期劳累，体内正气不足，也是导致病情加重的重要原因。 他提出治疗必须遵循“表里双解”的原则，用中药解表清里，排除体内积滞的寒气。 他随即开了一张药方，药材中包括生石膏、麻黄和酸枣仁等，尤其是酸枣仁，他特别强调要“生熟合捣”，以兼具提神和安神的作用。 药方开出后，却引发了随行人员的疑虑。药方中的部分药材药性较强，剂量也比常规用量大，是否安全？ 舒同这时再次站了出来，他郑重地向大家表态：“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效果非常好，我可以负责。”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既然舒同同志都说没问题，那我也不怕！” 刘惠民对药物的抓取和煎熬提出了严格要求，他亲自挑选药材，并叮嘱舒同夫人石澜全程监督，按照他的指导煎药。 每剂药都经过精确的熬煮，并严格控制时间和火候，他还特别叮嘱，服药后要保持身体的温暖，避免再次受寒。 三天后，奇迹发生了，主席的咳嗽和感冒症状完全消失，连困扰他多日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主席的精神明显恢复，他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我30年没吃过中药了，这次吃中药，还真是管用！刘大夫确实高明，中医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主席康复后，青岛的会议得以顺利结束，而刘惠民的名声也由此更上一层楼。 他的这次诊疗并不仅仅是一桩医疗佳话，更成为中医药价值的生动体现，此后，主席还邀请刘惠民随团前往苏联，担任保健医生。 这不仅是对刘惠民个人医术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中医药对外宣传的一次重要实践。 在苏联访问期间，刘惠民为多位苏联领导人看病，他以针灸和中药相结合的治疗方法，让不少疑难病症得到有效缓解。 这不仅让苏联医界对中医刮目相看，也为中国传统医学赢得了国际声誉。 事实上，刘惠民在医学领域的贡献远不止这些。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带领团队研发多种适合战地使用的中药制剂，如疟疾灵、救急散等，为抗日军民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积极推动中医的现代化和规范化，主持创办了山东省中医研究所和中医院。 他认为，中医必须学习西医的科学方法，但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精华，他的学术思想通过《刘惠民医案》等著作流传后世。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到刘惠民对中医药的贡献，在1959年一次诊疗中，主席问刘惠民：“人们常说‘上火’，该怎么解释？” 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耐心解答，并补充道：“如果用西医的方式来解释中医理论，可能更容易被人理解。”主席听后笑道：“对！关键就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