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上将孙震带着五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召见手下开会，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在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的激烈推进，国民党的势力逐渐减弱。在这一背景下，孙震，当时担任川鄂边区绥靖主任的国民党将领，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当蒋介石逃离成都前往台湾时，他将被称为“御林军”的警卫部队划归孙震管辖，并升级为第60师。 孙震在紧张的形势下表现出了急于逃离的想法。他与国防部秘书长顾祝同进行了多次沟通，并从国防部中支取了三千两黄金。这笔黄金，孙震自留五百两，并用另外五百两慰问了其部队中的主要军官及其家眷，剩余的黄金则交给了他的侄子孙元良，后者是十六兵团司令官。 不久，孙震意外获得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川军将领杨森筹措了一架飞机，孙震请求杨森帮忙，终于得到了同意。孙震随即安排自己的家人和绥署秘书长夫妇登机前往台湾，留下副主任董宋珩负责绥署的事务。 在军事部署上，孙震将新划入的60师直接交给了孙元良，进一步加强了后者的军事权力。董宋珩虽然表面接手绥署事务，但孙元良掌控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将其架空。 此外，董宋珩并非无能之辈，他已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起义。他与第六兵团副司令员曾甦元有深厚的联系，后者在41军和47军中有着坚实的基础。 曾甦元被41军军长张宣武和47军军长拉来商讨未来行动。在董宋珩的指导下，他们得知了与中共代表商谈的情况，并被告知要做好准备，避免随孙元良走入误区。 1949年12月19日，孙元良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要求其部队集结前往成都。在部署会议上，面对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孙元良陷入两难：“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如今胡长官命令的清清楚楚，我们难道要抗命不成。打，必须打下去。” 在这关键时刻，董宋珩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不直接进入成都城，而是转向什邡，孙元良在无奈中接受了这一提议。 12月21日凌晨，曾甦元带领第41军和第47军率先出发，目标直指四川省什邡市。紧随其后，孙元良也带领着他的60师，经广汉改道向什邡进发，意图在四川地区形成有效的军事布局。 然而，当孙元良的部队抵达什邡城下时，他们发现城门紧闭，守军严阵以待，气氛紧张。这种突然的变化使得孙元良感到局势的严峻，正当他准备高声询问城内情况时，一支箭从城楼飞出，带着一封信落在他的面前。 这封信是董宋珩亲笔写就，信中表明已经带领41军与47军沿用邓锡侯、刘文辉的策略，并警告孙元良如果能迅速撤军，便不会对其造成伤害。 面对这样的警告和自身部队与对方的实力对比，孙元良意识到正面冲突的不利。孙元良作为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擅长在不利情况下采取撤退战术。他迅速调整部队序列，命令部队进行有序撤退，尽可能减少潜在的损失，展示了他的应变能力和战术灵活性。 孙元良撤回部队驻地后，局势依旧紧张。他尝试召集下属商讨未来的行动计划。尽管他提出了多个潜在的战略选项，包括撤至懋功大山地区或远赴云南、缅甸等地，这些方案却未能获得下属的支持。 部队的士气受到显著影响，孙元良发现自己在部队中的影响力急剧下降，面临着严峻的领导力危机。 最终，孙元良只能草草结束会议，他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尽管在此危机时刻，他的司机表现出极大的忠诚与勇气，帮助他迅速离开，逃往成都寻求安全。 1949年12月25日，董宋珩率什邡的官兵通电起义，标志着地区政权的转变。五天后，解放军在数万民众的欢迎中进入成都。孙元良则隐藏在郊区一个农户家中，侥幸未被搜查到。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日益减弱，孙元良意识到自己在大陆的日子不多了。他迅速将家产转化为黄金等价值稳定的资产，随后前往台湾。 在台湾，孙元良的政治生涯逐渐走向尾声。尽管被蒋介石安排了一个无权的职位，但他并未因此而失落，因为他已通过房地产和股市投资积累了大量财富。 孙元良在台湾的生活优渥，拥有豪宅和美丽的伴侣，经常出国旅游，享受退休生活。他还在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抗战经历”，尽管这些经历与他实际的行为大相径庭。他的儿子秦汉成为电影明星，使得孙元良在晚年依然享有一定的名声。直至103岁高龄，孙元良辞世。 参考资料：胡必林 方灏编.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