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德国一位63岁的流浪汉，突然收到了一笔2000美元的汇款，他看了一眼汇款地址写着：中国南京，不禁泫然泪下。 1911年，德国西门子公司迎来了一位年轻的新员工，他就是19岁的约翰·拉贝。同年，这位意气风发的德国青年被公司派往中国北京工作。 初到北京时，拉贝只是一名普通的会计文员，负责处理日常的账目和文书工作。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很快就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赏识。 在北京的日子里，拉贝不仅事业有成，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与妻子在这里组建了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拉贝在中国的生活。1919年，作为战败国的公民，拉贝一家被迫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北京。 所幸这种分离并没有持续太久，1921年中德关系缓和后，拉贝一家重返中国。让他感动的是，自己离开近两年的房子和财产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在随后的岁月里，拉贝先后在北京和天津工作生活，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到了1930年，公司决定委派他前往南京，担任南京分公司的经理一职。 1937年9月，日军的炮火已经打响，南京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当时在北方的拉贝接到消息后，立即动身返回南京。 到了11月，南京城已经被日军的轰炸弹雨所笼罩，街道上随处可见被炸毁的建筑。西门子公司的德籍员工纷纷选择撤离，临走时都将食物留给了拉贝。 面对公司发来的撤离电报，拉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留下来。作为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他觉得有责任照顾还留在公司的中国员工。 在这段时间里，拉贝将自己的住所变成了难民收容所。他把家里所有的空间都腾了出来，让难民们能有一个安身之处。 12月，随着南京保卫战的失利，日军攻入了南京城。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的暴行，他决定要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 凭借自己德国人的身份，拉贝联合其他国家的在南京外侨，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中国平民的安全。 在拉贝的带领下，委员会在南京城内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占地面积达到了3.68平方公里。每一个收容所都插上了德国国旗，以此来震慑日军。 为了给难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拉贝四处奔走筹集物资。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购买食物和药品，分发给难民们。 每当日军试图闯入难民营时，拉贝都会挺身而出。他用流利的日语与日军交涉，展示自己的德国身份证件，以此来保护难民。 在夜晚，拉贝会详细记录白天发生的事情。他用德文写下日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拉贝的行为引起了日军的不满，他们开始向德国施压。1938年1月，西门子公司不得不下令召回拉贝。 在离开南京之前，难民们为拉贝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他们送给拉贝一块红色绸布，上面写着感谢的话语。 经过拉贝和安全区委员会的努力，超过25万名南京市民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在拉贝的直接帮助下得救的。 1938年2月，拉贝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前往上海。两个月后，他踏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拉贝回到柏林后，立即开始向德国政府反映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他把自己记录的日记和收集的照片整理成报告，寄给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高层。他被纳粹政府逮捕入狱。多亏西门子公司总裁从中斡旋，他才得以重获自由。 获释后的拉贝并没有得到安宁，他被强制派往阿富汗的红十字会工作。在那里，他依然因为＂特殊身份＂受到监视。 二战结束后，拉贝于1946年重返德国，但等待他的是一片废墟。战后的德国百业凋敝，拉贝失去了工作，家庭陷入困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位曾经的跨国公司经理，不得不靠捡拾野果度日。他和家人蜗居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饥寒交迫。 1948年，一个普通的早晨，63岁的拉贝收到了一笔2000美元的汇款。汇款单上的地址让他愣住了：中国南京。 不仅如此，南京的市民们还定期向拉贝邮寄食品包裹。每个月，拉贝都能收到来自中国的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 这些援助持续了整整一年，让拉贝一家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期。南京市民还邀请拉贝重返中国，在南京安度晚年。 可惜的是，拉贝始终没能实现重访中国的愿望。1950年1月5日，他在柏林的办公室因中风去世，享年68岁。 时光流逝，拉贝的事迹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6年，拉贝的外孙女将他留下的日记整理出版，这段历史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这本《拉贝日记》成为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其真实性和历史价值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南京市政府将拉贝曾经居住过的小桃园住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3月，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时，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在德国感染了病毒。他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求助，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生产的药物。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援助程序。很快，这些药物就通过空运送到了托马斯·拉贝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