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大将赵熹、张宗在地方官吏配合下，历经苦战，平定了因反对度田政策而起兵作乱的地方豪强。这场席卷大江南北的活动，曾严重威胁新生的东汉王朝，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好在最终得以平息，百姓也终于能松一口气。然而，后续如何处置那些带头闹事的地方豪强，却成了朝野上下瞩目的焦点。不少人期望对这些为富不仁、扰乱时局的豪强施以最严厉的惩处，可刘秀却果断做出决定：一个都不杀，而是将他们全部举家迁移。 处罚这些豪强着实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若处罚不够严厉，便难以对其他豪强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可要是处罚过重，又容易在豪强群体中引发恐慌，进而导致局面失控，难以收拾。 面对这一困境，刘秀借鉴了前人的做法 —— 迁徙。 历来统治者对豪强势力都心存忌惮，多采取以迁徙为主的约束措施。秦始皇曾大规模迁徙六国豪强，“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通过将各地豪富迁至咸阳，削弱他们在原地的根基与影响力。汉高祖刘邦也效仿秦国，把秦末楚国地方的五大豪强宗族迁徙到自己的陵墓长陵一带。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颁布《迁茂陵令》，规定凡是财富在 300 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以此来加强对豪强势力的管控。不过，由于朝廷后续无力继续实施迁移豪强的政策，公元前 40 年，汉元帝诏令废除了汉武帝定期迁徙豪强以打压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措施，至此，西汉在打压豪强问题上彻底放弃了这一手段。 而刘秀此次对挑事的豪强采取迁徙而非处死的做法，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倘若只是将带头的豪强处死，那么其家人、族人、门客等仍留在原地，很有可能会滋生出新的不稳定因素，成为潜在的祸乱源头。但若是将他们举家迁移，那便是对一大家子人进行了处罚，这些人到了新的地方，失去了原本地方官员的庇佑，犹如无根之木，生存发展会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只能慢慢走向消亡。如此一来，既能减少直接对抗，又可以悄无声息地消除祸乱根源。 这其实与《孙子兵法・军争篇》中 “围师必阙” 的观点不谋而合，其意为对撤退回国的敌军不要阻拦，对被包围的敌军留下逃走的缺口，对濒临绝境的敌军不要过分逼迫。正如杜牧所说 “示以生路，令无必死之心，因而击之”，给敌人留出一条生路，能让他们丢掉顽抗到底的决心，一心只想着求生，进而露出破绽。这时攻击方趁虚而入，便能获取最大程度的战果。 刘秀的这一做法亦是如此，既在其他豪强面前展现出了仁慈的一面，收获美名，赢得人心，同时又能让那些带头闹事的豪强势力彻底丧失斗志，最大程度地消除这些反对势力，稳固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可谓是一举多得的明智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