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年即明朝嘉靖元年，明军在广东沿海的西草湾一带击败并缴获了两艘葡萄牙战船，

1522年即明朝嘉靖元年，明军在广东沿海的西草湾一带击败并缴获了两艘葡萄牙战船，在船上明军第一次接触到了火绳枪，但是明军当时并未重视；1548年即明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沿海驻军在双屿岛之战中击败了一股倭寇，在战利品中再次发现了火绳枪，通过对比，明朝人发现日本人的火绳枪比葡萄牙人的火绳枪更加精良，并更适合自己使用，于是，明朝开始仿制日式火绳枪，这种枪打的比较准，甚至能将天上正在飞翔的小鸟打下来，于是被明朝称之为鸟铳，平射时射程为八十步，仰射则可以达到四百步。 在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演变和完善。从早期的火枪出现到后来的火炮大规模应用，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进步和改进。 10世纪的宋朝是中国火枪首次出现的时期。当时的火枪主要作为一种吓阻性武器，射程和威力都较为有限。进入元朝，火器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1279年，元朝在大都（今北京市）集中各地技艺高超的工匠，改进火药配方，大幅提升了火药的爆炸效能。 1332年，元朝又成功铸造出带有铭文的铜火铳，其尺寸和重量明显标志着当时火器技术的进步。尽管早期手铳威力不大，但作为一种新兴武器，它的出现标志着火器技术的一个重要突破。 至元末，火炮在战争中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1367年，张士诚在平江城被明军围困时，明军运用了大量火炮和火铳。据《明史》记载，当时明军部署了众多的襄阳炮和大小将军筒，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显示了火器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 进入明朝，由于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发展，火器的使用和制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512年，明军在南海之役中首次获得了先进的欧洲火器——“佛郎机”火器，这种火器随后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手中得到了改良和发展。 他们不仅改进了设计，还开始了批量生产，创制出了称为“佛郎机铳”的大口径火枪。这种火枪需要三人协同操作，标志着中国火器技术的一大飞跃。 九年后的1521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再次通过缴获葡萄牙舰船，获得了更先进的火绳枪技术。 尽管初期这些欧洲火绳枪的设计仍处于初创阶段，未能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但随着倭寇沿海的不断掳掠，并使用上述火器，明朝最终开始批量装备这种新型火绳枪以对抗外敌。 1548年，明军在与倭寇及葡萄牙人的冲突中，收复了双屿地区，并俘获了一些日本铁炮匠。这些技艺高超的匠人对明军制造火绳枪的技术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通过学习和改进，到了1558年，明朝制造出了第一批性能优越的火绳枪，这些火绳枪被冠以“鸟铳”的名号，枪管与弯曲的枪托相结合，形状似鸟喙而得名。 明朝的火器发展不仅止步于此。1597年，赵世祯基于鲁密国（今土耳其）进贡的火绳枪，再次对火器进行了改良，制造出射程更远的“鲁密铳”。 这种新型火器的枪管被加长，而且在结构和威力上都有所增强。接着，赵世祯又发展了结合西洋铳和佛郎机优点的“掣电铳”以及兼具鸟铳和三眼铳长处的“迅雷铳”。 到了崇祯时期，明朝的火器技术发展已经十分成熟。1635年的《军器图说》中，记载了多种复杂的管形火器，包括中国文字记载中最早的燧发枪“自生火铳”。 此外，明朝还制造了大口径铁芯铜炮和多种喷射火器，如各式火箭和爆炸性火器，包括多种地雷和水雷。 清朝初年，火器技术继续得到发展，清军不仅保持了明朝的火器装备，还有所创新。比如乾隆年间，清朝制造的燧发枪技术上与欧洲的同时期步枪相媲美，这些燧发枪主要用于宫廷狩猎。然而，这些技术上可与欧洲并肩的武器，最终仅被用作狩猎之用，未能广泛应用于军事。 与此同时，康熙年间，武器发明家戴梓创造了革命性的“连珠铳”，这种武器能连续发射28发铅弹，其设计和功能远超当时的欧洲武器。戴梓还发明了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后者在结构和功能上类似于现代的榴弹炮，具有远射程和强大的火力。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皇室对传统骑射的偏爱，这些创新的火器未能得到充分的应用和推广，戴梓甚至因此被贬。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显示出对火器技术的恐惧，1757年清政府甚至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恐惧更是显而易见。 1842年英国远征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清军对现代火炮的惊愕表明了其对现代军事技术的落后。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他们发现赠与乾隆的英国火炮尽管保存完好，但仅作为装饰。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面对八国联军的现代武器，清军及义和团的表现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在火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落后。 参考资料：指文烽火工作室作. 《中国古代兵器大百科 一部视觉化的中国兵器史》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