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故宫博物院的许宝蘅，在故宫南三所清点档案时，无意中发现一个箱子，封口处赫然写着：“奉上谕，非至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就地正法！”出于好奇，许宝蘅准备开箱一窥究竟…… 1927年的一个午后，故宫博物院的许宝蘅正在南三所的库房里清点档案。忽然，他的目光被角落里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吸引。那个破旧的木箱看上去与周围的文物格格不入，散发着一种神秘而古老的气息。 许宝蘅小心翼翼地走近箱子，用手轻轻拂去表面的尘土。他惊讶地发现，箱子的封口处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奉上谕，非至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就地正法！＂这句话透着一股子威严，仿佛还能感受到昔日皇权的不可一世。 作为一名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许宝蘅深知乱动宫中之物的风险。然而，时过境迁，清帝已成为历史，那个神秘箱子背后的秘密，似乎也失去了封存的意义。许宝蘅的好奇心渐渐被勾了起来，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想要一探究竟。 ＂不对，万一里面真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机密，贸然打开恐怕会惹祸上身......＂许宝蘅的理智让他犹豫了。可紧接着，他又想:＂清朝都亡了这么多年了，还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再说了，身为博物院的工作者，我有责任还原历史的真相......＂ 经过一番天人交战，许宝蘅最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箱子。出乎意料的是，箱中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秘密，只是静静地躺着一叠叠泛黄的卷宗和几个小匣子。 许宝蘅如获至宝，激动地翻看起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他发现，这些卷宗和匣子里，装的都是当年皇帝御笔批阅的奏折、谕旨，关乎许多人的生死存亡。其中，有一个小匣子引起了他的注意，盖因它与一位名叫徐骏的进士有关。 原来，早在雍正年间，徐骏曾与一位故友在月夜把酒言欢，兴之所至写下＂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谁曾想，这两句寻常的吟咏，竟惹来杀身之祸。 有人从诗中的＂明月＂二字，生生解读出＂反清复明＂的讯息。消息不胫而走，逐级传到雍正皇帝耳中。恼怒之下，雍正龙颜大怒，当即下旨将徐骏处死，并命人将其家中书稿尽数焚毁，一并连坐株连九族。 许宝蘅望着手中这份记载着徐骏悲惨遭遇的档案，不禁唏嘘不已。堂堂一个锦衣玉食的进士，就这样被几个字断送了性命，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他暗暗庆幸，幸亏生在了一个言论较为自由的年代，否则只怕也难逃被无辜牵连的厄运。 这个意外发现的箱子，虽然没能揭示什么惊天秘密，却为许宝蘅打开了一扇探寻历史的大门。他意识到，那些曾经被刻意隐瞒、深埋于档案中的冤案奇案，正是还原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一环。自此，许宝蘅更加专注于发掘和整理这类珍贵的史料，力图为后人留下完整而真实的历史镜鉴。 徐骏案只是清代文字狱中的一个缩影。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清廷对汉文化的排斥由来已久。早在清军入关之初，统治者便提出＂国语骑射＂的口号，要求旗人坚守满族传统，决不能被汉化。这种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康熙年间，朝廷就明文规定＂凡系旗人， 无论军民人等，俱著胡服，讲满洲语，骑马射箭，不得与汉人连络＂。雍正皇帝更是变本加厉，下令＂有效仿汉人衣冠者，重惩不贷＂。在他们眼中，哪怕是一件汉式衣裳，都可能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 文字狱的泛滥，与这种畸形的文化心态息息相关。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偏执，往往通过对文字的过度解读来宣泄。诗文中稍有词句不慎，便会被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乾隆年间，就有文人因诗中无心提及＂日月＂二字而获罪。原因无他，只因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又成了个＂明＂字，被视为有悖尊清之心。 这种荒谬的文字迫害，绝非个例。据史料记载，清代文字狱从康熙朝始，至同治朝止，凡53起，而雍正朝和乾隆朝最为昌盛，共有文字狱39起之多。无数文人学士，因为区区数语，便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究其根源，清廷统治者在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时，内心难免自惭形秽。他们一方面仰慕汉文化的灿烂辉煌，一方面又担心自身的统治会被同化瓦解。这种矛盾心理，最终导致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 在当权者眼中，文化已然成为了政治的附庸。他们试图用严苛的文化政策，来强化满族的民族认同，巩固政权的稳定。然而，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非但无法达到＂学汉不化汉＂的目的，反而加剧了文化矛盾，埋下了动乱的祸根。 时至今日，当年被列为禁忌的宫廷档案，终于在岁月的涤荡中重见天日。它们不再是不可宣之于口的秘密，而是成为了世人了解历史，反思当下的珍贵资料。透过那些泛黄的纸页，我们得以管窥历史的真容，感受先人在专制时代的悲欢离合。 以《故宫日历》为例，这本集创意与艺术于一身的文创产品，通过现代技术让故宫的历史活了起来。人们不仅能欣赏到国宝级藏品的精美图像，更能通过AR、音频讲解等方式，身临其境地探寻文物的前世今生。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影像，触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