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欧美印度，为啥中国人不擅辩论演讲？因为我们是个高度怀疑的民族，视能说会道约为巧言令色，信奉少说多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对演讲辩论非常不待见，对它的形容几乎都是贬义词：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油嘴滑舌、喋喋不休、言过其实、高谈阔论、舌灿莲花…… 哪怕现在也没个好词，忽悠、诱骗、蛊惑、怂恿、废话、吹牛逼、死鸭子嘴硬灯，为啥？因为言多必失、多言招悔、祸从口出……话少反而被视为美德，言简意赅、守口如瓶、沉默是金……为啥？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实，这是血泪凝结出来的教训，我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和名家等纷纷著书立说，互相论战，学术一度非常繁荣。 但春秋战国500多年，社会就动荡了500多年，很多士子大儒仅靠一张嘴，就能成为贵族的座上之宾，吃香喝辣，“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普通百姓则生活困苦，“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实，这就是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无法长期支撑嘴炮这种奢侈品。那时的国人也极擅演讲和辩论，官员要廷辩，士人要斗嘴、百姓要唱诗……四书五经的《尚书》就是古代君王演讲集，连乡野老太都能因为唱诗唱得好而担任采诗官。 当时，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地标建筑，被后世很多人吹上了天。其实，这玩意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方针，学术氛围浓厚，言论自由。 看到没？齐威王对它的定位就是“嘴炮圣地”，大伙可以在此天马行空，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扯犊子。后来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以演讲辩论为主的名利场，很多士子为了蹭流量搏出位，纯纯是为讲而讲，为辩而辩，甚至陷入了诡辩怪圈，走火入魔了属于是。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家，他们鼓捣出了很多非常扯蛋的议题，比如“鸡三足”“火不热”。最有名的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明明不符合事实，却没人能驳倒他。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白马非马”肯定不对，但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貌似逻辑缜密，很有道理的样子，其实很容易驳倒。因为马的特征不仅包括“马形”和“白色”，还包括各种颜色，“有色”是马的特征。“白马”和“马”是从属关系，所以白马、黑马、汗血宝马都是马。 就这么个扯犊子玩意有啥好辩的？但公孙龙却靠“白马非马”名扬天下，无数学者前来辩论，但都铩羽而归，孔子六世孙孔穿甚至被怼得哑口无言，跟“对穿肠”似的。 据说有一次，公孙龙要出关，关吏说：“按规定，人可以出关，但马不能出。”公孙龙就说：“马者，所以命形也……”但关吏懒得听他吧啦吧啦，你特么就是说破大天，就是把天王老子叫来，这也是一匹马，马留下，人滚犊子！ 后来，平原君请邹衍跟公孙龙辩论，但邹衍压根就不屑于跟公孙龙辩论，反倒把公孙龙一顿臭骂：用华丽词藻和巧言饰辞来偷换概念，错误引证，相互诋毁，甚至人身攻击，一定要说到别人认输才住口，有损君子风度。 嬴政一统六国后，立马就把这些嘴炮玩意给废掉了，再特么瞎哔哔，就“焚书坑儒”。令行禁止，下了命令就执行，懒得跟你们演讲辩经，有辩经那闲工夫，地里的活都干完了。 比如洪水来了，到底是撒丫子跑路，还是合力治水？如果按照民主套路来一顿辩论投票，可能淹死一大半，还没辩出个结果。所以，这种事最终还得靠集权，一锤定音才能提高效率。 其实，人体本身的构造就是个集权专制的构造，最终都得听脑袋的。而脑袋会有很多想法，但最后都只能服从于脑袋里最大的意识主体。比如穷是脑袋里最大的意识主体，就没必要纠结是否购买LV包包。 所以，并非中国人不擅演讲辩论，而是再怎么吹牛逼也得基于现实。你看那些靠嘴吃饭的抖音主播，哪个不是能说会道？都有一批信徒，甚至还能形成门派。 其实，99%的人都持怀疑态度，宁愿相信这世上有鬼，也不相信带货主播那张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被“天有不测风云”贴心教育几千年，中国人原本就是个高度怀疑的民族，凡事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大伙宁愿听家长里短，也不愿意听高谈阔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演讲就是画大饼，辩论就是PUA。所谓“理越辩越明”，问题是辩明以后呢？最终还是得实打实干事。不画大饼的演讲是通报，不搞PUA的辩论叫陈述，最基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欧美那种演讲和辩论，说穿了就是才艺表演。大伙通过候选人表演来决定支持谁，跟给超女快男投票没啥本质区别。所以，他们选出了影视明星、喜剧演员、蹦床运动员等各种奇葩。 然而，信马由缰、信口开河和信誓旦旦，最终都会变成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和杳无音信。“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一个成熟的文明从来都是看你怎么做，并非看你怎么说，更不会轻信你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