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导火索和前奏曲，“浙路风潮”则领清末保路运动之先且成效尤显，汤寿潜在“浙路风潮”斗争中成效显著，张謇评价他“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 “浙路风潮”所处苏浙沪因经济繁荣，列强夺路之心路人皆知。1898年英国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代筑苏杭甬铁路草约》，1905年，美国极速办妥了发给清政府杭州洋务局的照会，谋浙赣线之路权。英美列强阴谋激起江浙商绅挺身而出，汤寿潜被公推为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经清同意与江苏自办协造苏杭甬铁路，打破了英美瓜分苏浙路权美梦。英方施压清政府，称“浙江绅民无理之举动颇有险碍”“深恐两国纠葛，华英利益，均受巨亏”，胁迫清政府勒令浙路停工，并与英方签订正式合同。清政府炮制了“借款”“筑路”分两事之策，即英方借款给清政府，清政府再转借给铁路公司，表面上仍称“自办”，允许“附股”，激起江浙人民强烈愤慨，在汤寿潜的领导下，拒洋款、集民股的爱国保路运动迅速开展。清政府于1908年3月抛出“部借部还”新方案，迫江浙二省接受《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 由于汤寿潜坚决不用款、抗争到底，清政府两度调汤寿潜离浙不成，竟于1910年8月令汤“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浙省上下奔走援汤请愿，革汤保汤将“浙路风潮”推至高潮。次年2月，面对苏浙持续顽强斗争，英方和清政府无可奈何，终废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浙路风潮”以取得完全商办胜利结束。 “浙路风潮”的胜利，得益于汤寿潜的顽强抗争。汤寿潜是晚清进士，也是当时先进浙人代表性人物，他曾表示保路之初衷：“不专为浙，不专为路，国之强弱是非而已。”面对浙路经营荆棘满路，汤寿潜不乏乐观的心态、无畏的气魄，他曾言“我有径途可循，得失可证，以实心虚心者为之，后起益胜，安见其难者！”面对铁路建设千头万绪，他以“任一日之事则殚一日之力”的精神，借鉴欧美日经验，亲自实践总结办法，“行之有碍而改焉，改之有碍而又改焉”。面对个人利益得失，他又展现布衣作风，多年来一把雨伞一双布鞋奔波路事，贵为总理却从未领薪。 “浙路风潮”的胜利，得益于浙路公司优秀经营业绩。在汤寿潜领导下，浙路公司灵活严控原材料成本，联合浙籍汉口商人宋炜臣及汉阳铁厂创办扬子机器公司，以解决浙路所需钢桥、岔道、客货车厢等的零配件，还在税费减免上联合苏、赣、皖等铁路公司奏请清政府免收铁路材料运输税，必须进口的材料，则择其最经济实惠者而取之。浙路公司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公司管理制度，每年召开股东会，定期召开董事会，设立查账人制度，并对各级薪水和差旅报销均作制度规定做到严格执行。1906年5月开工后，至沪杭线通车耗资仅618.27万银元，时人评之“中国之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经当时邮传部考敷全国铁路成绩，荣获全国商路之冠。公司治理的成绩与口碑，有力地配合了浙路风潮斗争。 “浙路风潮”的胜利，也得益于团结一致的浙江民众，汤寿潜曾感叹“两浙十一府七十六万州县人人营路事若家事”。在争取自办时，御史朱锡恩、大学士王文韶及绅士孙薄宝琦等各方浙人均积极参与发声。当面对清政府借洋款时，浙人又态度坚决，发出“浙人誓不承认……万口一辞”，募股行动时，“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一月余集款竟达2300万元，是英借款2倍，民气感奋可谓奇观。当办浙江兴业银行所需100万资本金时，浙江商民又积极配合，踊跃认股。当清政府对汤革职后，浙江各地群情愤慨奔走相告，3000余人冒雨至浙巡抚署请愿疾呼“汤留路存、汤去路亡”，声势浩大令人动容，可见，“浙路风潮”的胜利，汤寿潜固然功不可没，时浙人之团结抗争，亦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