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和一女同事西安出差，主要任务是主编约了贾平凹给《作家》写一篇小说，我们要拿到它。那时候《作家》还不出名，被誉为文学期刊的五朵金花是87年才开始的。 西安之行是我第一次见到贾平凹。 他只比我大五岁，但举手投足之间已经有那种老前辈的风范了。我和女同事是大学同学，她是中文系七七级三班的，我是四班的。她出身书香门第，大约长我八九岁。 我们拿到了贾平凹的一篇稿子，我不记得是散文还是小说了。返程前她去了她姨妈家取什么东西，我在民航售票处等她。她返回时背着一个麻袋，凸出凹进的，好像很沉。 “是西瓜。”她说。 我问：你背西瓜干什么？ 她说姨妈给的。 我看着她：从西安背西瓜回东北？ 她说是啊。 我说还要转机的。 她拍拍麻袋：“你看，西瓜真的很大。” 我没有帮她背西瓜，是因为我回想起了一件事。 我九岁那年跟着哥哥下乡到一个亲戚家，说是串门走亲戚，其实是换粮食。那些年里，大部分人都吃不饱。每个月每个人供应一斤大米，春节的那个月会增加一斤大米。我们舍不得吃，积攒了二十斤大米，我和哥哥把二十斤大米背到乡下亲戚家。他们会给我们一袋玉米，给多少，要看我和哥哥能背多少了。两个大孩子，七、八十斤总是背得动的。 那年，我九岁，哥哥十二岁。 我们回家的时候，亲戚没有给我们玉米，他装了一袋子打瓜。扎上口袋嘴儿，用一棍子穿进绳套，我走在前面，哥哥走在后面，我们抬着打瓜袋子…… 后来，哥哥被气得暴跳如雷的父亲狠狠打了一顿。记忆中，哥哥成年之后才明白他做了一件蠢事。 本世纪初的一年，哥哥出差路过沈阳。我们说起当年的往事，我问过他是怎么想的？ 他说他就是觉得打瓜很好吃，我们平时根本吃不到瓜，背回家里给家里人吃。 我说那之后我再没有吃过打瓜，它成了我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