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10万人赴难”崖山之役，差距啊 在历史的长河中，朝代更迭如潮起潮落，而文人的身影始终穿梭其间，他们的抉择与命运，成为了时代风云下一抹别样的色彩。尤其在王朝覆灭之际，文人的殉节之举，更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
清朝，这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落幕之时，殉节者寥寥无几。翻遍史书，不见王公大臣为之上吊服毒，也不见都督总兵举枪饮弹。
《清史稿》所记的区区数人，与王朝的漫长统治相比，显得那般可怜。而那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的文人梁济和王国维，其自杀地点与方式既不壮烈，时间也太晚，仿佛只是在时代的余波里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他们或许曾在清廷中谨慎度日，最终选择赴死，也掺杂着对新朝的绝望与个人的烦恼。清朝文人的这种表现，似乎在诉说着一个王朝在末年的不得人心，以及文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无奈。
然而，明末的景象却截然不同。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自缢煤山，这一事件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随之而来的是无数人的痛哭、悲愤、仓惶与殉国。
偌大的京城陷入末日般的混乱，那些惨烈的死节场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痛不已。朱由检虽有性格与政策上的缺陷，但他的自缢却震撼了中国人，“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也因此激励了众多文人与百姓前赴后继地殉难。
但论及最为壮烈的殉难场面，当属宋末无疑。公元1279年，历经辽、金、元的轮番冲击，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走到尽头。崖山之役，元军兵分四路，包围南宋朝廷及十数万军民。此役之后，与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
陆秀夫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张世杰堕水溺死，杨太后闻帝崩亦赴海死。那海面上漂浮的十余万具尸体，是何其惨烈的画面，又是何其伟大的民族气节的彰显！宋末文人如文天祥、谢枋得等，更是在国灭之后，坚守着对故国的忠诚。
文天祥，面对元将的劝降，坚决不从，他高呼“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在被押至燕地后，受尽折磨，却始终不屈。临刑之时，从容南向再拜，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豪迈之言，结束了自己光辉的一生。谢枋得同样如此，面对元人的逼迫，以死自誓，不食以求速死，虽历经折磨，却至死不放弃对故国的那份深情。
这些文人，为何能在国破家亡之际，如此坚定地选择以身殉国呢？其实，在他们心中，帝王或许只是国家的一个符号，而真正值得为之共赴生死的，是那片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江山社稷。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都与他们的生命紧密相连。
在赵翼的考证中，宋以前诸朝，臣子对改朝换代的态度较为随意，而直至宋朝，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儒学的昌明，让人们以礼义相维，不忍背弃。也正因如此，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宋朝文人在异族文化的冲击下，坚守着不变的主旨、信念，有着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略让中国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回顾历史上那些文人的节烈之举，更显得弥足珍贵。他们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这些文人的殉节，并非是盲目地忠于某个王朝或帝王，而是源于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定信仰。他们在山河破碎之时，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以及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民族之魂。
如今，时代虽已变迁，但这份文人节烈之魂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依然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面对何种困难，都应坚守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守护那一份属于我们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国家昌盛、民族兴旺，我们才能在这世间昂首挺胸，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