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无锡一名41岁男子在KTV玩时，认识24岁的陪酒女，后双方发展成情人关系，一次男子到女子住处，发现床头避孕套少2个，怀疑对方不忠，双方发生争执后，女子跳楼身亡，父母将男子诉至法院，索赔70万，法院会如何判决？ 罗平是重庆市开县人，与邓容结婚较早，23岁时生下女儿罗丹，罗丹成绩不好，但身材高挑、容貌姣好，很早就辍学打工，后辗转来到江苏无锡一家KTV上班。
一开始，罗丹只是做服务员，负责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工作累钱还少，后来看其他陪酒的姐妹小费很多，也开始陪客人喝酒，也就是俗称的KTV“公主”。 一次，41岁的钱敏到“KTV”消费时，结识在该KTV工作的罗丹，钱敏出手大方，经常给罗丹小费，而且每次来都点她作陪，一来二去，罗丹明知钱敏已婚，仍成为他的情人。 事发前一日下午，钱敏再次到罗丹的住处，期间发现床头柜里的避孕套缺少2个，钱敏心中产生怀疑，但仍不动声色，还带着罗丹与客户一起用晚餐，罗丹饮用部分白酒。 吃完晚饭后，钱敏带着客户和罗丹到KTV，罗丹陪着钱敏喝啤酒，钱敏因避孕套缺失，而怀疑罗丹对其不忠诚，双方当众产生争执。 凌晨1时40分，罗丹饮酒过多，钱敏送罗丹回到住处，期间，钱敏继续询问避孕套缺失问题，罗丹称避孕套借给小姐妹使用，小姐妹通过微信给她发过红包。
钱敏要求罗丹通过微信询问对方，“你发红包是干吗？”，罗丹为证清白只好照做，但因为时间已晚，对方没有回信息，钱敏非常生气，觉得被罗丹愚弄，决定不在罗丹处过夜。 罗丹多次挽留，但钱敏坚决要走，2时许，钱敏离开罗丹住处回家，2时4分，罗丹从10楼的住处走出，2时30分又回到住处。 之后，罗丹通过微信继续与钱敏交流，两人谈到罗丹与前男友恋爱怀孕后父母索要彩礼问题、避孕套缺失问题，罗丹称“我的儿子没了，我只想找回儿子”。 罗丹还说，“我怀孕时家里人只想要彩礼，我的儿子就这样被我的前任抛弃，你是我的救赎，也是我的深渊”、“我想跳楼”，并坐在窗台拍摄窗外视频发送给钱敏。
钱敏回复“等我明天酒醒了，我们好好谈一次”，罗丹给钱敏回复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不谈了，上次他也是这样放下我的”。 此后，罗丹还通过微信向邓容发送信息“妈妈，对不起，我真的太累，我对不起你和爸爸，也对不起我的儿子，妈妈我真的好难过，人生太苦痛，我不想继续”、“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3时30分，罗丹从10楼住处坠楼，钱敏见罗丹迟迟未回信息，打电话、发语音也不回，于3时58分赶到现场后报警，民警和医护人员到场后，罗丹已无生命体征。 经鉴定，罗丹是坠楼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血液中有酒精，父母处理完丧事后，将钱敏诉至法院，索赔702865元，并提出如下理由：
1.罗丹与钱敏是恋人关系，事发前一晚，钱敏明知罗丹不能喝酒，仍带其喝酒应酬，将其送到住处后，又不顾罗丹挽留离开，不对醉酒、悲伤的罗丹进行照顾安抚，最终酿成悲剧。
2.钱敏是有妇之夫，既要罗丹满足自己私欲，又要罗丹对其保持忠贞，还要维持自己的家庭，羞辱罗丹导致伤心欲绝走上绝路，明知罗丹坠楼而不积极有效采取措施。
3.罗丹在坠楼之前，与钱敏视频11分钟，又微信交流十余分钟，钱敏本有足够的时间报警或驾车返回罗丹住处，但却没有积极阻止罗丹坠楼，应对罗丹死亡承担50%责任。 钱敏辩称，罗丹在酒吧从事陪酒工作，可以喝酒；罗丹是跳楼自杀，与钱敏无关，请求驳回罗平、邓容的诉讼请求。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钱敏对罗丹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
钱敏组织罗丹参加晚宴及之后的活动，期间罗丹饮白酒和啤酒，自控力丧失或减弱，钱敏有对罗丹进行照顾和确保安全的义务。 虽然钱敏将罗丹送回住处，完成主要义务，但钱敏因为避孕套缺失问题，怀疑罗丹对其不忠，当天在饮酒期间即追问该事，回到住处后仍耿耿于怀。
引起饮酒后的罗丹情绪低落，并回忆起上一段不愉快的恋情，情绪更加低落，钱敏应当而未有效安抚罗丹即离开，将情绪低落甚至失控的罗丹独自留在住处，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之后，两人在微信交流中，罗丹已明确表现出轻生念头和行为，钱敏应当而未通过报警、迅速驾车解救或其他有效方式全力阻止悲剧发生。 基于两人特定关系，罗丹情绪低落、失控起于钱敏，钱敏确保罗丹安全的注意义务，大于普通饮酒组织者的注意义务，对罗丹死亡存在一定过错。
罗丹在钱敏离开后，能够自己下楼20余分钟并返回住处，说明她并未完全丧失意识，应对跳楼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法院认为钱敏应对罗丹的死亡承担20%赔偿责任，即259526元（1297630×20%）。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