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除了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上海，只能派警察驻守外，且还要取缔一切反日宣传。在整个30年代，国民政府都在认真地执行“取缔反日宣传”，尤其是在1935年，一心一意用于安内的老蒋甚至颁布《敦睦邦交令》，要求：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且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在同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了了一篇《闲话皇帝》的科普文章，其中提及了日本天皇，结果愣是被国民政府说成对天皇不敬，并随即将杂志停刊，主编被关进了监狱，并把这是在全国大范围宣传，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因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报社还是民间都对抗日这个禁语噤若寒蝉，涉及日本的一切话题都必须小心伺候，报纸发表文章的时候都是用“XX”替代“日本”。 1936年，温州报刊《明天》第七期，用的“伟大抗X武装先锋队”来替代“伟大的抗日武装先锋队”标题，文中也是用“抗X救亡”来替代“抗日救亡”。同样在当年上海报刊《沪民》第15期14页的一篇文章，标题同样是用“一个抗X英雄”来替代“一个抗日英雄”。 当时的开封报刊《保安半月刊》第1卷第10期42页还刊登了一副用于讽刺的漫画，一个中国人在烈日下面打着一把伞来抵挡暴晒，漫画标题是“抗X”。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依然担心友邦诧异，报纸中依然用“抗X”取代“抗日”。1938年8月，武汉会战期间，香港《大公报》在一篇题为《大江南北我军得胜，保卫武汉信念愈坚》的文章中，依然用“XX”替代“日本”，用“X军”替代“日军”，就连打了胜仗也只能说是歼 x 甚众。还陆续有标题《蒋委员长发表告沦陷地区民众书，我国抗战已获显著胜利，政府一刻不忘收复失地，吁请全民奋起驱除XX》，《国民参政会电慰蒋委长及前方抗X将士》。甚至在报道赵登禹将军牺牲时的报道也是：赵将军身中三创，犹大呼杀XX。 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国内的报刊才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说抗日，不用再用XX替代了。#抗日战争# #军事历史# #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