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官越做越大，已经靠近核心领导层，中央鼓励他：大胆向上爬！

那年春天，天津法租界旁的一家小酒馆里，昏黄的油灯映着一位年轻人紧锁的眉头，他攥着酒杯的手指泛白，低声向对面的妻子坦言：“官越做越大，心里越来越没底。”

妻子孙静云放下碗筷，温柔却坚定地握住他的手，眼底透着信赖的光，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传递着指令：“组织说了，大胆往上爬。”

这个在敌营中如履薄冰的年轻人，名叫李时雨。

他从东北黑土地走来，带着读书人的风骨与革命者的刚毅，最终成为隐匿在敌人高层的中共特工，在刀光剑影的无形战场中坚守了十五年。

他的官阶一路攀升，直至穿上汪伪政权的少将军装，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胸腔里跳动的，从来不是对权力的欲望，而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地主家庭。

与许多人印象中为富不仁的地主不同，李家世代耕读传家，既有田产的根基，更有读书人的清骨，父亲常教导子女“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这种家风深深影响了年幼的李时雨。

童年时期的李时雨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家中的藏书被他翻遍，其中《水浒传》最让他着迷，尤其是“及时雨”宋江仗义疏财、救人于危难的事迹，让他奉为人生标杆，觉得能为百姓遮风挡雨才是真英雄。

他原名李亭芳，长大后觉得这名字太过文弱，缺少几分侠气，便自作主张改名为“时雨”，寓意要成为滋润万物、解民倒悬的“及时雨”，这个名字也成了他一生的精神追求。

学生时代的李时雨，不仅天资聪颖，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家国情怀。

他性子直率，脑子灵活，课间休息时总爱和同学讨论国家大事，常常为时局动荡而扼腕叹息。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他所在的中学迅速响应，组织学生罢课游行。

当李时雨和同学们举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时，看着租界里外国人的嚣张跋扈与同胞们的悲愤神情，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民族”二字的重量。

那一刻，他心中悄然立下誓言：读书绝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做官发财，而是要让更多中国人摆脱屈辱，活得有尊严。

带着这份信念，李时雨发奋苦读，先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法政大学（后并入北平大学）。

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思想活跃的阵地，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批志同道合的激进同学，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逐渐生根发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踏遍东北，他的家乡巴彦县沦为敌占区。

从亲友的书信中，他得知乡亲们在日军的统治下流离失所、备受欺凌，心中的怒火与悲痛交织，再也无法安心坐在课堂上。

就在这一年，经进步同学介绍，李时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绑在了一起。

入党初期，李时雨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和学生组织工作，在一次次活动中，他出众的记忆力、敏锐的观察力和沉稳的应变能力，被党组织看在眼里。

考虑到他是东北人，熟悉当地情况，组织决定派他返回东北，参与组建抗日武装力量。

褪去学生装的李时雨，拿起枪走进了东北的深山老林，与战友们一起开展游击战，在冰天雪地里与日军周旋，打伏击、毁据点，干的全是直面敌人的硬仗。

他作战勇猛，又善于谋略，很快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被列入重点通缉名单，几次遭遇险情都凭借机智化险为夷。

为了保护这位冉冉升起的革命骨干，党组织下令将他调回北平，恢复学生身份隐蔽待命。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身份的转变，竟成为他潜伏生涯的开端，开启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传奇历程。

1934年，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李时雨打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内部，这是他第一次以“卧底”身份开展工作。

初入军营的他，只是“剿总”第四处的一名中尉办事员，看似职位不高，却能接触到军中的核心文件流转。

李时雨充分发挥自己的学历优势和社交能力，做事干练周到，为人处世张弛有度，很快就赢得了上司的器重和同事的信任。

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工作中，他悄悄将抗日思想融入与同事的交谈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人，同时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将军中的兵力部署、调动计划等重要信息一一记下，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党组织。

那段时间，他学会了在刀尖上行走，说话留三分，做事藏后手，表面上是勤勉敬业的国军军官，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初心。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东北军陷入整编重组的混乱局面，李时雨的潜伏环境急剧恶化，身份随时可能暴露。

党组织当机立断，为他重新规划潜伏路线，安排他前往天津，利用法学专业背景，打入伪高等法院担任书记官长。

一个共产党员，要在日伪政权的司法机构任职，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时雨却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还干出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时，天津党组织从英法租界的电料行采购了三大箱电台设备，这是抗日情报工作的关键物资，却被日军严密封锁在租界内，唯一的出口法国桥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警把守，想将设备运出难如登天。

就在李时雨苦思冥想之际，妻子孙静云要来天津的电报让他灵光一闪。

他立刻来到伪法院院长家中，装作一副爱慕虚荣的样子，笑着说想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去车站接妻子，也好在家人面前“撑撑面子”。

院长本就对这位年轻干练的下属十分赏识，当即爽快应允。

李时雨驾驶着院长的专车，打着长官的旗号，轻松通过了日本军警的检查，顺利运出了第一箱设备。

第二箱他故技重施，可到了第三箱，再借车就显得反常了。

他当机立断，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自己则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拿着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通行证，昂首挺胸地混在过桥的人群中。

他故意迈着从容的步伐，脸上带着轻松的神情，日本军警见他气度不凡，又有通行证加持，竟没有上前检查，就这样，三箱电台设备全部安全送出，为抗日情报网络的搭建立下大功。

除了运输电台，李时雨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了不少革命同志，地下党员冯骥被捕后，伪法院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情况危急。

李时雨得知消息后，表面不动声色，借着检查下属康书记官工作的名义，趁其外出办事的间隙，迅速找出冯骥的全部案卷，偷偷带回家中付之一炬。

几天后，他特意再次来到办公室，点名要查看冯骥的案卷，康书记官翻箱倒柜也找不到，急得满头大汗。

这时李时雨“好心”提醒：“前阵子日本人轰炸，会不会是那时弄丢了？”

康书记官生怕担责，连忙点头附和。

没了实证，李时雨又谎称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纯属被人诬陷，经过多次暗中运作，冯骥最终被无罪释放。

1939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在上海筹备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意图组建伪政权。

负责平津地区代表选拔的朱晶华，经地下党员孟幻飞介绍认识了李时雨，对这位法学出身、办事能力出众的年轻人十分赏识，当即邀请他作为“北方代表”参会。

党组织认为这是打入敌人核心的绝佳机会，立刻指示李时雨接受邀请，深入虎穴搜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