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五星红旗仅有5票，三号作品得了342票，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五星红旗？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金色的阳光洒满天安门城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迎着三十万群众的目光，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

话音刚落，《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便在广场上空奏响。

鲜红的旗帜伴随着乐曲缓缓攀升，五颗黄色的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正是这面凝聚着无数先烈鲜血与中华儿女期盼的五星红旗。

很少有人知道，这面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旗帜，从构想至最终确定，走过了一段充满波折与争议的道路。

在最初的方案投票中，它仅仅获得了 5 票，与其他热门方案相差甚远，谁也未曾料到，这张看似普通的设计稿，最终会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书写下一段不朽的传奇…

国旗的诞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埋下了伏笔。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同时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旗帜。

按照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惯例，各国共产党组织的旗帜多借鉴苏联旗帜的设计风格，中华苏维埃的国旗也不例外。

这面旗帜以鲜艳的红色为底色，左上角镶嵌着一颗金色的五角星，星的右下角缀有象征工农联盟的镰刀与斧头图案，红色代表革命的热血，五角星象征着党的领导，简洁的图案中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这面旗帜始终伴随着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转战南北，成为鼓舞战士们奋勇前进的精神旗帜。

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旗被暂时撤换，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军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49 年革命胜利的曙光来临。

1949 年 4 月，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战士们乘坐木船冲破敌人的炮火封锁，跨过波涛滚滚的长江天堑，以势如破竹之势横扫江南大地，最终顺利占领南京。

当战士们冲进南京总统府时，有人一把扯下了屋顶上象征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青天白日旗，将代表人民军队的八一军旗高高升起，那一刻，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日益临近，设计一面属于人民的国旗被提上了重要日程，因为每一个主权国家都需要这样一面旗帜，来凝聚民族精神、彰显国家尊严。

在关于国旗设计的初步讨论中，不少人提出可以直接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旗样式，毕竟这面旗帜陪伴革命走过了许多艰难岁月；也有人建议将八一军旗稍作修改作为国旗，认为这样既能体现军队的贡献，又省去了重新设计的麻烦。

但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这些提议都存在不妥之处。

军旗是军队的象征，代表着人民解放军的荣誉与使命，而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涵盖全体人民，二者的内涵与使用场景截然不同，不应混淆；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国情存在差异，直接沿用苏维埃国旗容易引发误解，也缺乏对中国自身特色的体现。

毛主席明确表示，新中国的国旗必须展现全新的面貌，这不仅关乎国家的形象与尊严，更承载着亿万人民对未来的期盼，绝不能敷衍了事。

最终，中共中央决定将国旗设计的重任交给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让各界代表共同参与这项关乎国家象征的重要工作。

1949 年 6 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会议明确将确定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作为核心任务之一。

筹备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各组代表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大家都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

其中第六小组专门负责国旗、国徽、国歌的研究与选定工作，这个小组汇聚了众多各界精英，包括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剧作家田汉、文学史家郑振铎等，为了提升设计方案的专业性，后来又特别邀请了画家徐悲鸿、诗人艾青、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在艺术领域极具造诣的专家加入。

第六小组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国旗是全体人民的旗帜，其设计过程理应让全国人民共同参与，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1949 年 7 月，第六小组正式发布了国旗设计征集公告，详细说明了设计要求与提交方式，并通过《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等全国性主流报刊进行广泛宣传，让这一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公告一经发布，立刻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无论是身处内地的百姓，还是远在海外的侨胞，都纷纷响应号召，渴望为新中国的国旗设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份源自心底的爱国情怀，在这一刻转化为积极参与的实际行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革命老区的农民们听到消息后，连夜翻出珍藏在家中的人民军队军旗，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小心翼翼地模仿着军旗的样式勾勒草图。

他们或许不懂专业的设计技巧，笔触也显得笨拙，但每一笔都饱含着对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新中国的憧憬。

设计稿完成后，经过村、乡、县、市的层层辗转递交，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作品最终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北京。

钢铁厂的工人们也不甘落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拿起画笔，在简陋的图纸上反复修改。

他们画的图纸大多线条简单、色彩单一，甚至有些比例不够协调，但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着工人阶级对新政权的坚定支持，展现着劳动人民最质朴的爱国情感。

彼时，南方不少省份仍有枪声回荡，国民党残余部队负隅顽抗，战斗尚未完全结束。

即便身处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士们也没有错过这次意义非凡的征集活动。

趁着战斗间隙的休整时间，有条件的士兵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在潮湿的战壕里、在临时的掩体中，认真地描绘着自己心中的国旗模样。

他们希望未来的国旗能见证国家的和平，也能告慰牺牲的战友。

不仅普通群众踊跃参与，就连第六小组的成员也亲身投入设计工作，郭沫若、陈嘉庚两位先生都结合自己对国家的理解，提交了精心构思的设计方案。

海外侨胞更是情系祖国，尽管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有的远在东南亚，有的身处欧美，但通过报纸得知消息后，纷纷提笔创作，将对祖国的思念与祝福融入设计之中，托人辗转寄回国内。

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设计稿，共同汇聚成了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

国旗设计绝非易事，第六小组在征集公告中明确提出了多项具体要求，为设计工作划定了基本方向。

首先，国旗必须蕴含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能体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壮丽的山川河流等自然元素，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符号，必须在国旗中得到恰当展现。

这就如同美国国旗上的 50 颗星星代表 50 个州、13 道条纹象征最初的 13 块殖民地，墨西哥国旗上鹰叼蛇的图案源自阿兹特克人的古老传说，沙特阿拉伯国旗上的阿拉伯文誓言彰显着国民的宗教信仰一样，每个国家的国旗都应承载自身的独特内涵。

其次，国旗要充分体现新中国的政权性质。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这一本质特征必须通过国旗的图案与寓意展现出来。

回顾中国近百年的抗争史，从洋务运动的探索到戊戌变法的尝试，从辛亥革命的枪声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旗的设计需要将这段艰辛的探索历程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每一个看到国旗的人都能铭记历史。

最后，第六小组明确要求国旗的底色以 “赤色” 为主，这一要求延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和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的传统，红色早已成为革命的象征。

有趣的是，在最初的公告草稿中，这条要求原本写的是 “以红色为主要底色”，周恩来总理审阅时，特意将 “红色” 改为了 “赤色”。

这一修改并非简单的文字调整，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曾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句话饱含着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赤化” 一词常被用来指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革命的象征。

周总理将 “红” 改为 “赤”，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与敬意，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

考虑到这些严苛的要求，再加上当时国内群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缺乏专业的绘画工具和材料，能够完成设计并提交方案实属不易。

即便如此，截至征集结束，第六小组仍收到了近 3000 份设计稿，这份沉甸甸的收获，充分展现了全国人民对国旗设计工作的极大热情。

面对堆积如山的设计稿，第六小组的筛选工作变得异常繁重，他们需要从近 3000 份作品中选出最符合要求的方案。

为了确保筛选工作的严谨性，第六小组特意在北京饭店 413 会客室设立了专门的选稿阅览区，将所有设计稿整齐陈列，成员们逐份查看、仔细比对、反复讨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优秀的方案。

筛选过程中，小组成员始终坚守三大原则：是否蕴含中国元素、是否体现政权特色、是否以赤色为主色调，同时还额外增加了两项标准：图案必须庄重简洁、形态采用长方形，这是各国国旗普遍遵循的规范。

按照这些原则，小组成员首先进行了初步筛选，剔除了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方案。

随后，根据设计理念和使用元素的不同，将剩余方案分为四大类进行整理分析。

第一类是底色为赤色、搭配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的设计，这类方案数量最多，占比超过一半。

其设计思路延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的风格，红色象征革命的胜利，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镰刀斧头则是工农联盟的标志，寓意清晰明确，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

但也有部分同志提出异议，认为这类设计与苏联国旗过于相似，容易给人留下抄袭的印象，缺乏中国自身的独创性。

第二类方案同样以赤色为底色，搭配五角星、麦穗、稻穗、齿轮等元素，借鉴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设计风格，在寓意上虽然贴合工农联盟的主题，但同样存在模仿痕迹过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图案元素过多，整个旗面显得杂乱无章，不符合国旗所追求的简洁大气的审美标准，因此支持率相对较低。

第三类方案采用红、蓝、白等颜色组成横条或竖条作为底色，再搭配镰刀斧头、五角星、麦穗等图案，试图将中国本土元素与西方国家国旗的设计风格相结合。

但这种融合并不成功，不少人认为这类设计既带有苏联旗帜的影子，又夹杂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旗的特点，风格杂乱，缺乏统一性，难以体现新中国的独特气质，因此被认为不适合作为国旗。

第四类方案以赤色为主要底色，同时在旗面上点缀蓝色、白色、黄色等其他颜色，并搭配五角星图案，整体设计中西方风格更为浓厚，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关联度较低，自然也没有得到太多认可。

经过几轮筛选淘汰后，仍有大量方案保留下来，小组成员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四类方案中都普遍融入了五角星元素。

这一发现至关重要，它表明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五角星早已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代表着光明、希望和党的领导，因此第六小组一致决定，将五角星作为国旗设计的核心元素之一，这一决定为后续五星红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和反复讨论，第六小组最终从近 3000 份设计稿中保留了 38 个较为优秀的方案，提交给更高层面审议。

在这 38 个方案中，有两个方案格外引人注目。

其中一个被大家称为 “复字第一号” 方案，因为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初步认可。

该方案以赤色为底色，左上角放置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下方绘制一到三条黄色横线，分别代表黄河、长江、珠江等主要河流，寓意着江河奔腾、滋养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