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巴苏华抱怨说，“每次看来都是例行公事”，“真正热情的欢迎是妇女的那次集会。她们在组织上是薄弱的，但是她们对印度人民火一般的诚挚感情远远弥补了这个缺陷”。①还有不少中外记者前去他们驻地采访。
来到陪都，宴会、采访或许是国民政府想要展现的礼节，却非印度援华医疗队所希望的生活，他们焦急却无奈地等待着救护总队的工作安排，后在一家红十字会医院工作，上午在门诊出诊半天。整天的无所事事，令人沮丧的城市气氛使他们烦躁，巴苏华在日记中说：“这里的气氛一点也不鼓舞人心。这里有喧闹的市声，熙攘的人群，商店橱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可是没有多少战争气氛。它离疯狂的战场是那么遥远。”五位医生对于是否北上延安有不同意见，对当前的工作状况则一致表示不满，“克服了家庭责任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参加了志愿队，难道只是来中国做观光者吗？②
经激烈争论达成北上的一致意见后，他们向红十字会，向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向接待他们的国民党代表提出请求。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③对他们的要求表示同情并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据巴苏华12月6日日记载，“他说尽管他失去了跟林大夫的联系，但我们去延安和北方工作的安排正在加紧进行”，7日日记载，“颜博士从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去他那里商量前往延安的细节问题。他委派助手康先生帮助我们与八路军代表联系”。①其后，董必武及其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社为印度医疗队的北上延安作出安排，颜博士则帮他们办理了军方的通行证。
国民政府对于印度医生的决定十分不悦，虽当面表示保证他们安全到达延安，却设置了种种障碍。以何种交通工具去延安是当务之急，《新华日报》社表示要弄到去延安的卡车有困难。正巧，印度捐赠的随同医疗队一起援华的救护车和卡车途经河内、南宁，一路颠簸到了重庆，他们可以驾着自己的车辆前往延安了。国民党官员又在汽油问题上为难了印度医生，“爱德华大夫便宣布要向印度国大党要钱买汽油，这迫使国民党当局发了慈悲，因为他们不想在印度国大党面前丢脸”。②
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随同一辆救护车、一辆卡车离开重庆前往西北。王炳南请正要去延安的路易·艾黎先生陪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前行。当他们驾车抵达西安后，再次受到阻拦，陕西省省长蒋鼎文不允许他们的车队前往延安。经人斡旋又谈判，最终同意放行，但只允许带走X光机和少量的手术器械。
回顾印度医生在汉口、宜昌、重庆三个月来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后方医院的空闲促使他们达成赴延安的共识。虽然医疗队的五名医生参加志愿队的具体目标不尽相同，但以己之长服务于需要帮助的国家和人民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不料来华三个月，他们成了“清闲的人”，“一日三餐、舒适的生活、来来回回地浪费时间、购买东西、参加宴会、聆听奉承吹捧的讲话”。①虽然“至1938年12月，救护总队已发展成为全国医疗实力最强的战地救护组织”②，但印度医生在宜昌的无所事事，在重庆民间医院的消磨时光，“那里甚至连一所军人医院也没有”，③令他们深感焦虑，各种礼节性的接待丝毫不令他们兴奋却倍感无聊和厌烦，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个迫切需要医疗援助且能让他们发挥所长的地方，即便孔祥熙跟他们说了延安的种种艰苦，“甚至答应向他们提供飞机去延安访问一下然后返回重庆”，④也未能动摇他们的决心。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林可胜最终表示同意，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亦给予他们同情和支持。
柯棣华在给家人的信中详细谈了三个月来的工作、生活及其感想，有遗憾有收获也有期盼，“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做手术的机会。就这一点而言，到现在为止，此行是失败的。只要情况允许，我就努力阅读一些外科方面的书籍。我希望在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情况将有所不同”⑤，希望在业务上有长进始终是柯棣华在事业上的追求，他为此而遗憾的同时又说这几个月是值得的，因为他与不同国籍、不同观点的人作了交流，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被其吸引而渴望作更深入的了解。
三、又一名中共党员
1939年2月12日，经过20天的跋涉，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延安，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抵达当日，“一千多人集合在道路两旁，欢迎我们。墙上贴着用中英文写的印中友谊标语”，①群众欢迎大会因大雪而延期到第二天举行，第三天毛泽东亲自出席军政界举行的欢迎会。接着，安排他们到各处参观以熟悉情况。爱德华一行参观了延安周边的所有医疗机构及卫生学校，包括红十字会第三十五医疗队开办的边区医院、八路军后方医院、抗大医院等。经队长爱德华与八路军卫生部讨论决定，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三位医生去延安东边25公里的拐茆的一所医院工作，该所医院即后来的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又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卓克华、木克华去卫生学校工作。
3月18日，五位医生在延安市区分别，赴各自的岗位报到。三位印度医生抵达拐茆时，医院的扩建工作还在进行中。4月下旬，八路军卫生部给在拐茆的印度医生发去了正式任命书，院长召集全院大会，分派了三位印度医生的具体工作，柯棣华任外科医生，巴苏华任五官科外科医生，爱德华任内科医生并负责医院管理工作。
6月下旬，从延安传来消息，卫生部将把医护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开赴陕东南前线，一部分留在后方。得到通知准备开赴前线的医护人员个个兴高采烈，年轻的柯棣华和巴苏华也热切期望上前线，他们认为“不到前线，算不上八路军军医”。卫生部原决定四名印度医生中的两名可上前线，其余两名留在后方总部，此时卓克华已因年事高适应不了西北地区的生活而返回印度。柯棣华和巴苏华兴奋地换上了八路军的夏装，听了各项行前讲话，包括行军和休息时的注意事项，夜间在敌占区行军时如何通过敌人交通线等。原定7月4日出发的计划因前线战事紧张，难以通过敌后封锁线而延期，去前线的日期一再推迟甚至变得遥遥无期，两位年轻的印度医生非常失望。8月木克华因肾病也先期返回印度，余下的三位印度医生决定按原计划工作至1939年底。
9月，欧战爆发，队长爱德华致电国大党领袖，询问医疗队的去留问题，是继续留到年底还是马上回国，尼赫鲁的意见是照原计划继续留在中国至年底。柯棣华哥哥回忆说，柯棣华曾致信家人告知，“如果他学不到更多的东西和取得更多的经验，那他就不愿意继续留在中国，爱德尔和巴苏同意他的意见”。①巴苏华在日记中说，柯棣华和他“都不愿意这么早就回印度去，因此不赞成爱德尔大夫急于结束医疗队在华工作的提议”②，他们计划离开中国后绕道苏联，他俩都想在苏联待几年，柯棣华打算继续学医，巴苏华打算学习马列主义。
在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上前线的日子里，三位印度医生自我组织了学习小组，共同学习语言，提高业务，语言主要是俄语，业务主要是外科和骨科。柯棣华还忙里偷闲自学中文，11月离开延安时他已能用中文作临别发言。在延安期间，他们通过阅读中外报刊、聆听中共领导人的报告以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流谈话，了解国际局势，了解中国的抗日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时刻关注祖国印度的政治形势，也通过自己的走访及与马海德的交流，全面了解延安。10月底，印度医生再度得到通知，可以上前线了。临出发前，毛泽东专程会见了他们，详细地讲述了前线的艰苦条件，感谢他们愿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邀请，他们首先前往晋东南的八路军司令部。
注释
① [印]比·库·巴苏著，顾子欣、王其良等译：《巴苏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51、68页。
③ 颜福庆(1882.7.28—1970.11.29)，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
① [印]比·库·巴苏著，顾子欣、王其良等译：《巴苏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6、57页。
② [印]M.S.柯棣尼斯著，任鸣皋、皮美艳译：《永恒的桥梁：柯棣华大夫传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① [印]比·库·巴苏著，顾子欣、王其良等译：《巴苏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1页。
② 戴斌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③ [印]M.S.柯棣尼斯著，任鸣皋、皮美艳译：《永恒的桥梁：柯棣华大夫传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④ 同上书，第50页。
⑤ 同上书，第54—55页。
① [印]比·库·巴苏著，顾子欣、王其良等译：《巴苏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7页。
① [印]M.S.柯棣尼斯著，任鸣皋、皮美艳译：《永恒的桥梁：柯棣华大夫传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② [印]比·库·巴苏著，顾子欣、王其良等译：《巴苏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