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历史长河中，纳齐诺岛的悲剧是一段令人痛心的黑暗篇章。六千人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荒岛，那里没有住房、没有食物、没有工具。饥饿、疾病、谋杀，甚至同类相食，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却真实地在这座岛上上演。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恢复了革命后废除的护照制度，大规模的逮捕随即展开。巡逻队在街头拘留了数千名没有证件的人，并用货车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制定了一个定居计划，斯大林也批准了这一计划：在五年内，西伯利亚的居民数量将增加数百万。

许多人都成为了这种策略的受害者。例如，费奥菲拉·比利娜是西伯利亚纳齐诺村的居民，她回忆起自己曾问过其中一个人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对方回答说：“我当时在莫斯科上学，周末去莫斯科看望我的姑姑。我走到她家门口敲了敲门，但姑姑还没来得及开门，我就被抓住了，因为我没带护照。”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来自莫斯科的司机弗拉基米尔没有证件就跑出去买香烟；穆罗姆居民玛丽亚来到首都为她的丈夫买一套西装，却遭遇了一次突袭；学徒机械师格里戈里在携带治疗券前往莫斯科时被拘留。甚至连托木斯克检察官的两个儿子也被流放到了纳齐诺岛，不过他们很幸运，父亲最终找到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回了家。

但聚集在针叶林中的不仅仅是随机的路人，除了那些违反护照制度的人之外，还有罪犯和囚犯。当生存之战开始时，这些人扮演了令人悲伤的角色。

并非所有乘客都到达了岛上，第一批死亡事件发生在驳船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和食物，惯犯殴打普通民众并抢走他们的食物。登陆当天，约有40具尸体被拖出并堆放起来。他们没有立即埋葬，八个人在阳光下恢复了意识。

人们抵达岛上时，穿着的是在突袭中被拘留时的衣服：春装，有些人甚至赤脚。第一天晴天过后，天气开始变冷，但没有避难所，只有三个帐篷供伤寒患者使用，还有一个帐篷用于分发食物。饥饿和疲惫的定居者们在岛上徘徊或点起篝火，有些人在睡觉时掉入其中，被烧伤死亡。

最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第四天、第五天才送到，在此之前，人们吃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腐木、树皮和苔藓。第一批食物送达后，定居者们收到了黑麦粉，然后跑到河边捣碎。他们没有分发任何盘子，而是把黑麦粉放在帽子、夹克袖子和裤腿里。还有一些人扑向干面粉，结果被呛住，窒息而死。

第一天，分发点附近聚集了一群人，警卫向囚犯开枪。后来制度变了，大家都分成几个小组，把一般的口粮分给所谓的领班。通常，这些地方都挤满了罪犯，他们什么都吃。犯罪分子联合起来，在岛上追捕其他人：他们抢走他们的衣服，拔掉他们的金牙。只要花一克朗，卫兵就会给你一盒火柴或一张报纸，用来卷香烟；两颗牙齿或一件或多或少是新的外套可以换取一包粗毛毡或半条面包。

食人现象很快就开始了，起初只是偶尔发生，后来规模变得惊人。

纳齐诺村的费奥菲拉·比利娜讲述了一位定居者的经历，这位定居者的鱼子酱在食人岛上被割下、煎炸并吃掉。这位40多岁的妇女看上去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她的双腿裹着破布，一直冻得瑟瑟发抖。比利娜还回忆说：“据说，在与酋长夫人摊牌的前夕，她的乳房被那些采取食人行为的囚犯割掉，她就疯了。”

岛上的妇女经常成为食人者的受害者。流亡男子的继女维拉·帕诺娃讲述了她父亲的话：他们在营地里挖了地洞，女孩和儿童离开地洞很危险。妇女的乳房被割掉，青少年和儿童被偷走并被吃掉。

寒冷、饥饿、疾病、谋杀——岛上的死亡率越来越高，甚至没有时间埋葬尸体。痢疾开始流行。此后，体格健壮的人开始撤离：他们被带上驳船，运送100公里，登陆岸边开发针叶林。

首批定居者于五月抵达该岛，并于八月完成撤离。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六千名囚犯中约有2200名能够幸存下来。

如果没有纳雷姆区党委指导员瓦西里·维利奇科的干预，纳齐诺惨案就不会为人所知。1933年7月，他采访了数十名参与组织集中营的人员，并记录了村民的证词。维利奇科将他的报告寄给了三个地方，其中包括寄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开始的调查证实了信中的大部分事实，之后所有材料都被保密。

纳齐诺居民努力保留这场悲剧的记忆。村里用捐款修建了一座纪念古拉格无辜受害者的教堂；每年六月，人们都会把鲜花送到岛上的十字架上。这并不总是可行的——该岛经常被水淹没，有可能很快就会完全消失。但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死亡岛将永远留存——作为其最可怕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