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包鼓了一点，购物车却没跟着满。

2026年前三季度的官方数据里，藏着一道耐人寻味的算术题：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30元，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人均消费支出22354元，名义增长3.6%，实际增长2.7%。

收入跑在前面，消费落在后面。按同口径名义数据计算，平均消费倾向从上年同期的66.37%降到65.31%。

换句话说，每挣100元，花出去的少了约1元。

这1元为什么没有花出去？《求是》刊发的《以畅通经济循环提升居民消费率》给出的答案方向很明确：问题不在柜台，而在分配。

文章给出的坐标很清楚。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0%，比2010年提高5.1个百分点。再看2023年的39.1%，同期全球平均为56.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我国在149个经济体中排倒数第十。

GDP稳步向前，消费率却一直在40%上下徘徊，这一点最值得警醒。

这笔账要往回翻。1978年到2025年，按现价计算，居民消费增长318倍，资本形成增长394倍。消费率从1981年的53.3%一路降到2010年的34.9%。

工业化起步阶段集中资源修路、建厂，换来了今天完整的产业体系，这笔投入没有白费。

可时代变了。基建的边际回报在变薄，重复建设在增多，外部关税壁垒也在抬高，老路越走越窄。《求是》的判断分量很重：低消费率已经不是发展阶段的“合意结果”，而是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的“错配信号”。

有人会说，我国看病、上学、居住都便宜，统计出来的支出自然偏少。

数据确实如此：2021年，我国教育、卫生、居住服务的价格分别只有美国的54.2%、30.7%和32.2%。

但反过来想，东西更便宜，同样的收入本该买到更多。消费却没有因此旺起来，说明拦路的不是价格，而是对未来的不确定。

文章点出的三处堵点很实在：一部分投资没有转化为就业和工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还需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逼着家庭预防性储蓄。

老百姓花不花钱，归根到底看三件事：兜里有多少，饭碗稳不稳，看病、养老、育儿要自己担多少。

精打细算不是观念保守，而是对风险的理性回应。消费疲软表面上出在商场和饭馆，病根却在工资条、劳动合同和社保账户里。

药方已经开出，关键在于落地。其实，提振消费的政策工具箱早已打开。此前那轮提振消费行动方案出台时，就曾引发中外经济学者的密集讨论，他们当时的观察，正好可以和今天的分配之问相互印证。

中国出台了一项提振消费的新方案，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举措之一。方案着眼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信心，覆盖范围广泛，包括增加收入、完善养老服务、支持托育以及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等多项社会目标。

方案首次提出要稳定股市和楼市，目标是同时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数据显示，1月和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与2024年同期相比上升0.5%。尽管数据积极，国家发展改革委仍指出消费者信心偏弱。新方案能否比以往的刺激措施更有效，进而释放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驻华局局长的伯特·霍夫曼（Bert Hoffman）认为，各方对这项行动方案已期待许久，总体反应积极。他表示，可能有人会觉得公布的措施很多，但实际支出不足。

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中国不仅重视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也重视消费和民生。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海外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缓解全球范围内的部分贸易紧张局势。

这些政策是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贸易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推出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John Gong认为，中国消费市场规模足够大，中美贸易摩擦不应对中国消费增长产生太大影响。

他认为，消费增长更多取决于中央政府过去几个月出台的一系列提振政策。这些政策持续推进一段时间后，消费终于开始较为明显地回升。他指出，1月和2月4%的增速并非小数字。整个2024年消费几乎持平，如今录得4%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表明政策开始见效，消费者信心正在恢复，人们开始愿意花钱。

新方案框架的核心，在于让人们对自身未来和中国经济潜力抱有信心，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John Gong表示，很难区分每项政策各自贡献了多少，他更关注最终结果，并认为这些政策至少是组合发挥作用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驱动消费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收入，只要收入开始增长，人们就愿意将一定比例的预算用于消费品。二是财富效应，中国股市开始回暖，过去两个月表现很好，给人们带来了很大信心，让人感到更有保障、更富有一些，从而更愿意消费。

医疗服务、可负担的教育等与未来保障相关的因素也很重要，但他认为，短期内起作用的主要是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

霍夫曼指出，行动方案中公布的很多支出原本就已列入预算，因此目前不能期待预算之外有更多资金。或许在当年晚些时候，政府会像上一年那样，额外加大对增长的支持力度。

但从长期看，这些举措非常重要。农村养老金已小幅提高，之后可能还会继续上调；农村医疗保险也在深化，之后可能进一步深化。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同样非常重要。

他补充说，房地产市场也很关键。他赞赏行动方案对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所作的区分：消费能力包括工资和财富，而在消费预期和信心方面，房地产市场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方案也宣布了一系列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措施。中国居民大量通过房地产进行储蓄，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在房地产上，因此稳定楼市将有助于促进消费。

谈及外部因素，霍夫曼认为，这正是推出提振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措施的动因之一。每年能进行的投资有限，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也不理想，难以从地方政府获得太多投资；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出口表现不会太好。因此，居民消费理应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

他认为，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这是一个框架，已有若干措施出台，签署方案的30个部门还将逐一制定更具体的计划。

在服务消费方面，产品质量同样是关键。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是否符合当下人们的口味，是否足够新颖，能吸引人们走进影院；音乐节是否足够好，能让人们愿意花钱并停留几天。

John Gong认为，人们购买服务多于购买商品，服务在消费中所占比重正快速上升。他主张把这些问题交给市场，只要存在需求，就会有企业去满足。已有越来越多的小企业推出面向高端市场的优质服务，比如中国这些年新开了大量提供高端精品咖啡的咖啡店。中国市场竞争极为激烈，背后还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因此他对此并不担心。

霍夫曼的妻子是一名电影人，十分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动向，部分原因在于电影是一个国家大众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之一。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相当显著，只要有好产品，就会有需求。在他看来，主要问题在于消费者是否足够多、是否有信心消费。

与此同时，中国与欧洲、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也在不断演变。霍夫曼认为，美国出台的政策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对世界其他地区都造成冲击，如果持续下去，可能影响全球增长。因此，世界其他地区应考虑寻找替代性需求来源。

在这方面，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走在前面，提出通过鼓励消费形成替代性需求来源，这也有望惠及其他国家：随着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略有收窄。

如果美国对欧洲出口加征关税，欧洲也会面临问题。德拉吉报告大量涉及增加研发投入、扩大供给和发展高科技，而这正是中国多年前就已着手推进的议程。可见，对消费和需求的担忧在全球普遍存在。

霍夫曼认为，协调行动可能会真正发挥作用。美国显然不会参与协调，但其他国家可以联合起来推动。二十国集团内部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各方仍可聚焦经济议题，就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达成共识，以应对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或春季会议，历来是财经领域领导人相互沟通、寻求应对困难新路径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另一种渠道。

中国的创新也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应用机器人技术的产品已走进人们的生活；DeepSeek不仅在人工智能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

谈及创新、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在本轮扩大内需中的作用，John Gong认为，中国消费者可能是最乐于接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群体，甚至对起初表现未必理想的新产品也相当包容。消费者愿意尝试尚未经过市场验证的新产品、新品牌，这种包容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创新，尤其有利于品牌实力不强的小企业检验市场。消费者愿意尝试新事物，正是中国创新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霍夫曼同意这一看法，认为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消费环境非常好，就像韩国一样，而过去所有新电子产品都在日本率先试水。但他也指出，需要思考这些技术会给经济带来什么。

技术能够大幅提高生产率，但这也意味着用更少的人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因此，需要考虑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消费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在仍将保持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否则就业将无从保障。如果像主持人这样的职业都被人工智能取代，就会出现问题。因此，需要思考为技术发展设定怎样的边界，使其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