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框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缝。从左上角斜下来，穿过王明远的右眼，到左嘴角，像一根极细的白线。三年前他走的那天没有这道缝，是去年冬天，手冻得不听使唤，指甲盖磕上去，裂了。
我没换。每天傍晚五点四十分，从阳台收了衣服进来，路过五斗柜，拿起那块灰蓝色绒布——以前他擦眼镜用的，剩下最后一块——从头到尾擦一遍。裂缝会卡住纤维，擦到那里要停下来，用指甲挑出来。
五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刻在身体里了。王明远是五点三十七分咽的气，护士看了表说的。我赶回家收衣服，进门时看了钟，五点三十九分。后来我每天收完衣服擦相框，就当补上那两分钟。
电话响的时候五点二十三分。绒布还没从玻璃上拿开。
“姐。”秀兰的声音从听筒里出来，像隔了一层纱。她说话一贯这样，轻，飘。“建国下周四到你那边出差。我想让他住你那儿，酒店太贵了。”
绒布捏在手里，玻璃上留下一个指印，比周围亮。
“住多久？”
“三个月。项目长的话再加。”她停了一下，“他说酒店公司给报销，但标准你也知道，快捷酒店，连窗户都没有。”
我没说话。绒布叠成小方块，展开，再叠回去。
“姐，就三个月。他白天都在外面跑，不耽误你什么。”
“来吧。”我说。绒布重新贴上玻璃，裂缝又卡住纤维。
挂了电话我去厨房，灶上炖着萝卜排骨汤。掀开锅盖，白汽扑到抽油烟机上凝成水珠，滴下来，落进汤里，一圈涟漪。我换了小火，拿抹布擦灶台。灶台是新的，去年换的，王明远没赶上用。旧的用了十五年，右边的灶眼火小，他总把锅往左边挪。我擦到左边灶眼边缘，有一道他锅铲磕出来的凹槽，新灶台光滑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周四下午下起雨。雨点打在朝北的窗玻璃上，斜着往下淌。我把次卧的被子抱到阳台晾衣杆上，又拿下来——下雨天晾什么。抱回房间铺好，被套是蓝白格子的，秀兰结婚时我妈给买的，一模一样的四件套，我和秀兰一人一套。她那套早坏了，我这套洗了十几年，蓝色褪成灰白，格子却还是那些格子。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切姜。手指捏着刀柄，刀刃卡在姜块中间，拔出来，姜汁渗进指甲缝。门铃又响了一声。我擦了手去开门。
林建国站在门口，深灰色夹克，左肩湿了一片。手里一个黑色行李箱，轮子上缠着湿透的卫生纸——从楼下拖上来的，怕弄脏地板。
“姐。”他叫了一声。嗓子有点哑，像刚抽过烟。
“进来吧。门口有拖鞋。”
他弯腰换鞋，手撑在鞋柜上。我看见他后脑勺的头发比上次见面稀了，露出头皮，白花花的。他直起身，把换下来的皮鞋摆正，鞋头朝外，跟王明远一个习惯。我把目光移开，去接他手里的箱子。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他拎着箱子往次卧走，轮子没沾地，悬着。我跟在后面，看见他右脚的袜子后跟破了一个洞，小拇指露在外面。
晚饭是排骨汤、清炒菜心、米饭。他吃了两碗饭。筷子夹菜的时候手不稳，菜心掉在桌上，他拿纸巾捏起来放到骨碟里，动作很快，像怕我看见。我盛汤给他，他说够了够了，我还是盛了，碗里的汤溢出来一点，滴在他袖口上。他放下碗，拿纸巾擦，擦了两下，袖子湿了一片。
“没事，回头洗洗就行。”我说。
“嗯。”他把纸巾团起来，放在碗旁边，没再动那碗汤。
晚上我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的。听见次卧门开了，脚步声走到客厅，停顿了一下，又往回走。门关上。然后是行李箱拉链的声音，拉上，又拉开。我关了水，听了一会儿，只听见雨声。
洗完碗我去客厅，电视开着，他坐在沙发上看，手里拿着遥控器。屏幕上在播天气预报，明天多云。我坐到单人沙发上，拿起毛衣针——给秀兰织的围巾，织了一半，放在茶几底下好久了。
“姐，你看什么？”他问。
“随便。”
他把遥控器递过来，我摇头。他就没换台，天气预报播完了，接着是本地新闻。屏幕里记者站在一个工地前面，说某某路段施工请绕行。他看得很认真，身体微微前倾。我看见他左手搭在膝盖上，食指一下一下敲着。王明远也这样，想事情的时候手指就动。
“工作的事顺利吗？”我问。
“还行。明天去工地看看。”
“嗯。”
新闻播完了，电视剧开始。一个女的在哭，男的站在旁边不说话。他拿起杯子喝水，杯子是王明远以前用的那个，白瓷的，杯口有一小块缺口。我给他的时候没有犹豫，他接过去也没有犹豫。
“这个杯子……”他低头看了一眼。
“旧杯子了。这个没缺口。”我说着站起来，去厨房拿了一个新的玻璃杯，把白瓷杯换下来。他接过去，手指在玻璃杯壁上停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偶尔有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一声，然后安静很久，又是一声。王明远以前睡觉也翻身，他胖，翻的时候整个床都要晃一下。后来他瘦了，不翻了，平躺着，呼吸声越来越轻。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来，熬粥。米下锅的时候听见次卧门开了，他穿着昨天的衬衫出来，头发翘着，去卫生间。水龙头哗哗响了一阵。出来的时候衬衫换了，这件是浅蓝色的，下摆塞进裤子里，皮带扣锃亮。
“起这么早。”他说。
“习惯了。粥好了，喝一碗。”
“不了，工地那边有早饭。”他弯腰穿鞋，还是昨天那双皮鞋，鞋头用纸巾擦过，留下白色的纸屑。
“拿个鸡蛋。”我从锅里捞了一个，用保鲜袋装了递过去。他接的时候手碰到我的手指，凉的。
“谢谢姐。”他把鸡蛋揣进口袋，开门走了。楼道里脚步声往下走，越来越轻，然后单元门响了一声。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保鲜袋的袋口。门关上之后，家里的安静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的安静，现在是有过另一个人的安静，杯子放在台面上没有归位，椅子上搭着昨晚他脱下来的外套，卫生间镜子上溅了水点。
我收拾了碗筷，擦灶台，拖地。拖到次卧门口，拖把停了。门关着。我站了一会儿，拧开门。
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方块，枕头放正。床头柜上放着他的手机充电器，线缠成一圈，用夹子夹住。窗户开了条缝，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床头柜上还有一个小药瓶，白色塑料的，标签朝下扣着。我拿起来看了一眼，翻过来——阿普唑仑片。助眠的。
我把药瓶放回去，标签还是朝下。退出来，拖把在门口留下一个圆印，我用脚蹭掉了。
日子一天天过。他每天六点半出门，晚上七点前后回来。有时候早，六点半，有时候八点多。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外面的气味，有时候是工地上的灰，有时候是饭馆的油烟。我在厨房做饭，听见他换鞋，先去卫生间洗手，水声停后是毛巾挂回架子上的轻响。然后他走到厨房门口，站一下，问“要帮忙吗”，我说不用，他就去客厅坐着。
最初那两周，晚饭桌上话不多。他吃饭快，王明远也快，但王明远会一边吃一边说菜咸了淡了，他什么都不说，埋头吃完，碗一推，说“姐你慢吃”，就去客厅。我洗碗的时候他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等我洗完碗坐到客厅，他会把遥控器递过来，我摇头，他就继续看他的。有时候是新闻，有时候是纪录片，有一次放的是动物世界，讲北极熊，他看得很入神，我织围巾的针停了，也看了一会儿。北极熊走在冰面上，脚掌很大，走一步陷一下。他说：“冰在化。”我说：“嗯。”那是那周他说过最长的一句话。
第三周开始，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下雨，他八点半才回来。进门的时候头发湿透了，肩膀也是湿的，皮鞋上全是泥。他换鞋的时候手在抖，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
“怎么了？”我站在厨房门口。
“没事。工地上有点事。”他声音发紧，说完直接进了次卧，门关上了。
我盛了饭，菜用盘子扣着。等了二十分钟，他没出来。我走到次卧门口，抬手要敲，听见里面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我放下手，回厨房把菜又热了一遍。再等十分钟，他出来了，眼睛有点红，看见桌上的饭，愣了一下。
“姐，你还没吃？”
“等你。”
他坐下来，端起碗，扒了两口，停住。筷子搁在碗沿上。
“我明天可能回来晚点。”
“嗯。”
“后天也是。”
“工地上忙？”
“嗯。忙。”
他继续吃饭，吃得很慢。我注意到他拿筷子的手不抖了，但食指一直按在筷子侧面上，按得指尖发白。
那天夜里两点多，我起来上厕所。路过次卧，门缝下面透出光。里面很安静。我站了一会儿，听见他翻了个身，床板响了一声。然后是很轻的、压抑的叹气，吸进去，憋住，再慢慢吐出来。我回房间躺下，盯着天花板，王明远最后那几天也是这样的——夜里不睡，躺着，憋着气，不让我听见。
第二天他没有回来吃晚饭。第三天也没有。第三天晚上我等到九点，把饭菜收了，碗洗了，坐在客厅织围巾。十点差一刻，门响了。他进来，看见我坐在沙发上，脚步顿了一下。
“姐，还没睡。”
“围巾快织完了。”
他换了鞋，把外套挂在衣架上。外套上有消毒水的味道，很淡，但我闻到了。他在医院？我没有问。他去卫生间洗手，水声比平时长。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玻璃杯，倒水喝，喝了两口，站在客厅中间，像不知道该往哪走。
“早点睡吧。”我说。
“嗯。”他往次卧走，走到门口停住，“姐。”
“嗯？”
“没什么。晚安。”
门关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装鸡蛋的时候，他说：“姐，以后不用给我准备早饭了。我在外面吃。”
“外面的不干净。”
“方便。”他把鸡蛋从保鲜袋里拿出来，放在台面上，“你多睡会儿。”
我看着他出门。台面上的鸡蛋还温着，我拿起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放进冰箱。冰箱里有十二个鸡蛋，一个一个码在蛋格里。关上冰箱门，门上吸着的便签纸被震得晃了一下。那是王明远写的，提醒我买酱油。字迹褪了色，酱油早就买过无数瓶了，便签一直没撕。
第四周，我发现了他的规律。每周二和周五，他回来得特别晚，身上有消毒水味。其他日子正常。他不再把手机随手放在客厅了，充电也拿到次卧里充。有一天晚上他洗澡，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亮了一下，我正好从门口路过。锁屏界面弹出一条信息，我扫了一眼，没看清全部，只看见“检查结果”四个字。屏幕暗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边。床头柜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是王明远的诊断书、出院小结、还有最后那张死亡证明。我打开盒子，翻到最下面，王明远第一次住院的检查单，日期是三年前的四月。我把单子放回去，合上盒子。铁盒盖子有点变形，盖不严，我用手掌按了一下，咔嗒一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王明远坐在客厅里，背对着我，看动物世界。我说你吃了吗，他转过头，脸是模糊的，嘴在动，我听不见。我想走过去，脚底下是冰，北极熊的冰，一步一陷。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枕头湿了一块。
第五周，秀兰打电话来。
“姐，建国在那边还好吧？”
“还好。”
“他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秀兰的呼吸声很轻，跟小时候一样。我们俩睡一张床，她总是比我先睡着，呼吸声均匀得像钟摆。后来她嫁了人，我嫁了人，睡不同的床，她的呼吸声我还是记得。
“他最近怎么样？”秀兰问。
“瘦了点。”
“他一直那样。吃饭不规律。”她停了一下，“姐，他要是有什么不对劲，你跟我说。”
“什么不对劲？”
“没什么。就是……他最近电话打得少。以前每天都打，现在两三天才一个。”
我看着窗外的雨，雨点打在空调外机上，溅开，落下去。
“可能是忙。”
“嗯。可能是忙。”
挂了电话，我去阳台收衣服。晾衣杆上挂着他的衬衫，浅蓝的那件，风吹得袖管鼓起来，像一个人张开双臂。我把衬衫取下来，叠好，放在沙发上。他的衣服叠起来有棱有角，袖子折得整整齐齐。我叠自己的衣服总是圆鼓鼓的一团。王明远以前说我，你叠衣服像在揉面。
第六周，一个周二。他又是很晚没回来。九点多，我拿了伞出门。小区门口有公交站，我站在站牌下面，雨斜着打过来，裤脚湿了半截。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9路车来了，停了一下，没人下，又开走。又等了两辆，第三辆9路来的时候，他从后门下来，没打伞，夹克拉链拉到下巴，走得很快。走到小区门口，站住了，看见我。
“姐？你怎么在这儿？”
“买酱油。”我扬了扬手里的空瓶子——其实厨房柜子里还有两瓶没开封的。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手里的瓶子。雨顺着他的下巴滴下来。
“走吧。”他把夹克脱下来，要往我头上遮，我躲开了。
“你自己穿着。”
他重新穿上夹克。我们一前一后往家走。雨打在伞面上，嘭嘭响。他在我后面半步远，皮鞋踩在水洼里，水溅到我裤脚上。进门之后他先去洗澡，我烧了姜汤。他出来的时候头发还在滴水，我把姜汤推过去。
“姐，你不用……”
“喝。”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皱眉，还是咽下去了。放下碗，手指按在碗沿上，按得发白。
“秀兰给我打电话了。”我说。
他的手指从碗沿上松开。
“她说你电话打得少。”
“工地上信号不好。”
“建国。”我看着他。他低着头看碗里的姜渣，一片姜浮在汤面上，转了一圈。
“姐，我……”他停住，喉结动了一下，“没什么事。就是忙。”
“你每周二、周五去医院。”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瞬间的慌，然后暗下去，像水泼在沙子上。
“姐——”
“我不问是什么病。我就问一句，秀兰知道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嘴张了一下，没出声。然后摇头。
“多久了？”
“三个月。”
“来之前就知道了？”
“来之前一个月查出来的。”他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这边医院有专家，公司正好有项目，我就申请过来了。”
“秀兰不知道？”
他又摇头。“她身体也不好。你知道的，她那几年……”
秀兰生完孩子之后一直病着，贫血，心脏也不太好，常年吃药。我知道。每年回去看她，她都比上一年瘦一圈，但见了我就笑，笑的时候眼角皱纹堆起来，像妈。
“什么病？”我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放在桌上，推过来。我没马上拿。纸上有一些字，背面透过来看不清楚，黑乎乎的一片。我拿起来，展开。上面有医院的抬头、日期、一些检查数值。最下面有一行结论。我看完了，把纸折好，推回去。
“能治。”他说，“早期，能治。”
我站起来，收碗。碗里的姜汤还剩半碗，我倒进水池，打开水龙头冲。水声很大，盖住了我吸鼻子的声音。碗冲干净了，我拿抹布擦灶台，灶台上什么都没有，我擦了三遍。
“姐。”
“早点睡。”我说。没回头。
那天夜里我没有去厕所。我坐在床边，听着隔壁的动静。他翻了两次身，然后安静了。窗外雨停了，楼下有只猫在叫，一声长一声短。铁盒子在抽屉里，我没有拿出来。王明远走的时候，最后那几天，他也不跟我说。疼得厉害了就背过身去，肩膀绷着，不让我看见他的脸。后来护士跟我说，他找过医生，问能不能让他回家，说家里有个人在等他。
那个人是我。我当时不知道。
第七周，我调整了晚饭。他吃饭少，我换成小碗，菜切得碎，汤炖得久。他大概察觉了，有一次夹菜的时候手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我盛汤的时候给他盛了半碗，他说“姐，多一点”，我又添了一勺。他喝完了，碗底剩一片姜，用筷子夹起来吃了。王明远也吃姜，炖在汤里的姜片，他总说扔了可惜。
我不再五点四十准时擦相框了。有时候拖到六点，有时候他在客厅，我就不擦。那个时段他在的话，我会去厨房多站一会儿，或者把阳台的衣服重新叠一遍。相框上积了一层薄灰，裂缝里的灰我用指甲抠出来，吹掉，没拿绒布。
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早，六点半。我正在擦相框，听见钥匙声，手一抖，相框扣在了五斗柜上。等他进了卫生间，我才把相框翻过来。王明远的眼睛隔着玻璃看我，裂缝正好在右眼的位置。
我把相框往柜子里面推了推，推到一摞旧杂志后面。那摞杂志是王明远订的，订了好些年，人走了杂志还在寄，我续了两年，后来不续了，最后一本停在两年前的十一月。封面是个穿红裙子的女明星，边角卷着。
第八周，一个周五。他去医院回来得比平时早，脸色不好，嘴唇发白。进门换了鞋就直接去卧室了，连卫生间都没去。我敲了门，他在里面说“没事，歇一会儿”。我热了饭菜，放在桌上，用碗扣着。等到七点半，他出来了，换了件干净衬衫，头发梳过了，坐在桌前。
“姐。”
“先吃饭。”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豆腐，放嘴里，嚼了半天。
“下周三做手术。”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豆腐掉在桌上，我夹起来，放到骨碟里。
“医生说术后要休息两周。我想……”
“住这儿。”我说，“别折腾。”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点亮的东西，没掉下来。
“秀兰那边……”
“等好了再说。”
他低下头，扒饭。我站起来去厨房，打开水龙头，假装洗锅。锅是干净的。我洗了三遍。
手术那天我去了医院。他说不用，我说我去送饭。早上六点起来炖了鸡汤，装在保温桶里。出门前犹豫了一下，把王明远的旧保温桶找出来洗了——就是那个，深蓝色的，有一年公司发的，王明远用了没几次。洗的时候手伸进去够底部的沉淀，胳膊卡在桶口，拔出来的时候蹭红了一块。
医院在城东，坐公交四十分钟。我没告诉他我去，到了住院部楼下才打电话。他下来接我，穿着病号服，外面套着夹克，夹克拉链没拉，病号服的领子露出来，蓝白条纹的。头发乱着，但精神比前几天好。
“姐，你真来了。”
“鸡汤。趁热喝。”
我们坐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上。他打开保温桶，鸡汤还冒着热气。他用盖子当碗，倒着喝，喝了两口，停下来。
“咸了。”
“咸了别喝。”
“不，好喝。”他又喝了一口，“秀兰炖的鸡汤也咸。”
我看着他喝汤。旁边有棵桂花树，没到开花的季节，叶子绿着。树上挂了吊瓶——园林工人给树打营养液，塑料袋扎在树干上，管子插进去。他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
“树也打针。”他说。
“嗯。”
他喝完汤，把盖子拧上，保温桶放在膝盖上。
“姐，那个相框……王哥的相框，你最近没擦。”
我转头看他。
“刚来的时候，每天傍晚你都擦。五点四十。我听见你从阳台收完衣服进来，绒布蹭玻璃的声音，沙沙的，有节奏。后来没了。”
我没说话。桂花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露出浅色的背面。
“我没别的意思。”他说，“就是……注意到了。”
“回去吧。外面风大。”
他站起来，保温桶递给我。手指碰到我的手指，热的。他上楼了，我站在花坛边，看着他的背影走进住院部大门，门关上的时候夹克下摆被夹了一下，他拽出来，没回头。
手术那天我没去。我在家，从早上六点开始擦厨房的瓷砖，一块一块擦，擦到中午。下午坐在客厅织围巾，织了三行，拆了，又织了三行。五点四十，我去阳台收衣服。收完走到五斗柜前面，相框还扣着。我把它翻过来，王明远的脸朝上。裂缝里的灰我又抠了一次，没拿绒布。
晚上七点，手机响了。他发来一条短信：顺利。
我回：好。
然后又发了一条：明天炖黑鱼汤。
他回：别麻烦。
我回：不麻烦。
第二天我去菜市场买黑鱼。卖鱼的师傅问要不要杀，我说杀。他刮鳞的时候鱼在案板上弹，尾巴甩起来，溅了我一脸水。我擦了脸，等师傅掏内脏。鱼肚子剖开，里面有一层黑膜，师傅用手指刮掉，水冲干净。我拎着塑料袋回家，路上袋子破了，鱼掉在地上，我捡起来，抱在怀里走回去的。
炖汤的时候我把鱼煎了一下，两面金黄，放姜片，倒开水。汤滚起来是奶白色的。我盯着锅里的汤，想起秀兰坐月子的时候，我给她炖黑鱼汤，她说姐你炖的汤最白。那时候王明远还在，他送我去秀兰家，在楼下等着，我下来的时候他靠在车门上抽烟。他戒了好几次没戒掉，后来病了，不抽了。
第十周，他出院回来。瘦了一圈，病号服换成了自己的衣服，衬衫领口松了，锁骨露出来。我扶他进次卧，他躺下，我给他盖被子，蓝白格子的被套贴在他下巴上。
“姐，我自己来。”
“躺着。”
我关了窗帘，留了一条缝。床头柜上的药瓶多了几个，我按时间排好，早中晚用不同颜色的便签贴了。他看了一眼那些便签。
“你字好看。”
“王明远的字。我照着写的。”
他不说话了。我出去，带上门。
恢复期他每天在房间里，偶尔出来坐在客厅。我不让他干活，他就坐着看我干活。我拖地的时候他目光跟着拖把走，我擦桌子的时候他盯着抹布。有一次我擦到五斗柜，相框立在那里，他看着我。我擦到相框旁边的时候绕过去了，抹布没碰相框。
“姐。”他在沙发上说，“你擦吧。”
“不用天天擦。”
“王哥不会怪你。”
我手里的抹布攥紧了，水滴在地板上，一滴，两滴。
“你知道什么。”我说。声音比我想的要硬。
他不说话了。电视开着，动物世界，这次讲的是企鹅。企鹅站在冰上，脚并着，一动不动。解说员说，企鹅在暴风雪中会挤在一起取暖，轮流站到最外面。
我把抹布洗了，晾在阳台上。
第十二周，他快走了。项目结束，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他开始收拾东西，行李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擦灰。衣服一件件叠好，跟来时不一样——来时叠得方正，走时叠得随意，有的直接卷起来塞。药瓶装进一个塑料袋，扎紧，放进箱子夹层。手机充电器的线还是缠成圈，夹子夹着。
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坐在客厅，我坐在单人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什么没注意。茶几上有两个杯子，他的玻璃杯，我的白瓷杯——王明远那个，我又拿出来了。
“姐。”
“嗯。”
“秀兰那边，我回去跟她说。”
“嗯。”
“这几个月……”他停住，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像王明远那样。然后不敲了，手掌摊平，按在膝盖上。
“别说了。”我说。
“我要说。姐，王哥走的时候，你一个人，我没帮上什么。那时候秀兰病着，我走不开。后来每次打电话，你都说好。你从来不说不好。”
我看着电视屏幕。企鹅还在走，排成一队，前面是海。
“这几个月，你照顾我。我知道你不容易。”
“建国。”我打断他，“你明天几点走？”
“九点。高铁。”
“我送你。”
“不用。”
“送你。”
他不再争。站起来去卧室，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像要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一下头。
那天夜里我又没睡好。两点多醒了一次，听见隔壁很安静。四点多又醒，天边有点白了。五点起床，熬粥。米下锅的时候他出来了，穿戴整齐，行李箱放在门口。他站在厨房门口看我。
“姐，粥我不喝了。到车站吃。”
“嗯。”
我关了火，粥在锅里闷着。他弯腰穿鞋，系鞋带的时候手指绕了两圈，系得很紧。站起来，拉行李箱的拉杆。
“姐，我走了。”
“等一下。”我从厨房拿了两个鸡蛋，熟的，放在保鲜袋里。他接过去，放进夹克口袋。他的手碰到我的手，暖的。
“到了发个信息。”
“好。”
他开门，行李箱轮子碾过门槛，咯噔一声。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我站在门口，听着轮子滚下楼梯，一层一层，越来越远。单元门响了一下，然后是小区里的脚步声，行李箱轮子在水泥地上滚，越来越轻。
我关上门。屋里安静了。我走进次卧，床铺得整整齐齐，枕头放正，床头柜上光光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风吹进来，窗帘动了一下。我打开衣柜，里面空了，只剩下几个衣架，晃来晃去。
那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了菜，回来做饭，一个人吃。吃完饭洗碗，洗完碗擦灶台。五点四十，我去阳台收衣服。收完走到五斗柜前面。相框立在那里，王明远的脸朝上。裂缝还在，右眼到左嘴角。
我拿起绒布，从头到尾擦了一遍。裂缝卡住纤维，我停下来，用指甲挑出来。擦完把相框举到眼前。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叠在王明远的脸上。我的眼角有皱纹了，比他走的时候多。
我把相框放回五斗柜上。然后我坐下来，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着他。窗外的光斜进来，照在玻璃上，反光刺得我眯起眼。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来，熬粥。米下锅的时候，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停了一下，又走了。是楼上的人。我盛了一碗粥，坐在厨房的小桌前喝。喝完洗碗，擦灶台。然后把冰箱里那个鸡蛋拿出来——昨天给他的两个，他拿走了一个，还剩一个——打进碗里，搅了，倒进热锅里。煎蛋的时候油溅出来，落在手背上，烫了一个小点。我冲了凉水。
下午我把次卧的被子拆了，被套拿下来洗。洗衣机转着，我坐在旁边看。水从玻璃门里晃出来，泡沫浮在上面，一个一个破掉。洗完了晾在阳台上，蓝白格子的被套在风里鼓起来，啪啪响。
傍晚五点四十，我去阳台收衣服。收完走到五斗柜前面。相框擦过了，今天不用擦。我站在那儿，看着王明远。裂缝正好划过他的右眼。我把相框转了个方向，裂缝朝左下，不经过眼睛了。
然后我去厨房做饭。一个人的饭好做，一菜一汤。灶台上的凹槽还在，我拿抹布擦了擦。汤炖好的时候电话响了。
是秀兰。
“姐，建国到家了。”
“嗯。”
“他瘦了好多。他说你照顾他，天天炖汤。”
“没怎么。”
“姐，谢谢你。”
“谢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我听见秀兰的呼吸声，均匀的，像钟摆。
“姐，他跟我说了。身体的事。”
我握着电话，锅里的汤在咕嘟。
“你知道了。”
“昨天他到家才说的。姐，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不让。”
“你就不说？”
我没出声。锅里的汤溢出来一点，滴在灶台上，滋啦一声。
“姐。”秀兰的声音有点变了，像在哭，又像在憋着，“这些年，你什么都自己扛。王哥走的时候，你也是自己扛。我离得远，什么都帮不上。你怪我吗？”
“怪你什么。”
“怪我不在。”
汤又溢出来了。我伸手关了火。厨房里安静下来，只有抽油烟机还在转。
“秀兰。”我说，“你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
“那就行。”
“姐——”
“周末回来看看吧。带上建国。我给你们炖黑鱼汤。”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好。”秀兰说。声音轻，飘，像隔了一层纱，但这次纱后面有东西。
挂了电话，我把汤盛出来。一碗。坐在厨房小桌前喝完。洗碗，擦灶台。然后走到五斗柜前面。相框立在那里，裂缝朝左下。我拿起来，把裂缝那一角轻轻掰了一下，玻璃没动。我放下相框，去客厅坐了。
电视开着，动物世界。企鹅站在海边，排着队，一只接一只跳下去。冰面很白，海水很黑。解说员说，企鹅跳下去之后，要游很久才能找到鱼。
我看着屏幕，企鹅游进了黑水里，看不见了。我拿起遥控器，没换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