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大别山里有个三十多万人口的县,县城里有一栋五层楼,挂的是县融媒体中心的牌子。
楼里没有电梯。来人办事得一层层爬上去,爬到五层,气喘吁吁。
机房在楼上。推开门的瞬间有点恍惚:超大高清显示屏、全套服务器、崭新的采编设备,配置不输一些地级市的媒体。机器全部通着电,随时可以开工。
但那间机房夏天不开空调。整栋楼都不开。
原因不复杂,付不起电费。
一套能做出高清节目的设备,在三十五度的天气里闲置空转,不是因为坏了,不是因为淘汰了,是因为每天那点电费没人出。
这件事比任何收视率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
说县城电视台收视率几乎为0,这个说法需要先打个补丁。
收视率是抽样统计。样本户主要在城市,用的是规范的机顶盒。而县城和农村还有大量老人用老式闭路、卫星锅、甚至天线,这些终端根本不在统计口径里。
所以严格讲,我们看到的是“测量出来的0”,不是“事实上的0”。
但这不等于可以反过来说“其实很多人看”。真实情况在两者之间,更靠近0那一头。
有个流传很广的细节:某县级台设备故障,信号中断,屏幕黑了两天。全台的人连夜抢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重大事故。恢复播出之后,有人去查了故障期间的收视数据,全场沉默,实时收视人数是个位数。
还有个更有意思的对比。隔壁县城台常年循环播放京剧片段,每天能有上百人看,在当地同行眼里,这已经算“流量佼佼者”。
个位数和上百人,这就是县级电视台的真实观众规模。
一个县几十万人,看电视的可能不到一百个。这个比例放在任何行业里,基本都意味着凉了。
但它没凉。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看它的名字。
现在你去任何一个县,很难再找到“县电视台”这块牌子。从2018年前后开始,县电视台、县报社、县广播台被整合到一起,统一叫“融媒体中心”,加挂广播电视台的牌子,级别是正科级事业单位。
外人听着觉得是升级,是传统媒体拥抱新媒体。但在中西部大多数县,这次整合的实质是一次被动缩编:几家半死不活的单位捆在一起,裁撤重复岗位,合并部门,压低总成本,勉强维持一块阵地。
整合之后,它们名义上打通了电视、报纸、各类社交平台,全媒体矩阵样样齐全。实际的数据很少有人愿意公开。
那个三十多万人口的县,官方的日常推文点击量,不如很多个人自媒体。至于电视端的收视率,内部人基本不愿提。
那它每天播什么?
会议新闻、领导调研、政务活动、政策播报。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不是没人想做点别的。有采编人员跑遍乡镇,写了一条真实的民生报道,很可能因为触及局部问题、不符合口径,被撤稿或者压下来。而老老实实播报政务新闻,安全、稳妥、不会出错,还能稳定拿到基础经费。
久而久之,所有人都摸清了规律:做有效内容风险高,做安全内容成本低。
于是它从“给观众做节目”,变成了“给上级交作业”。
这两个目标看起来相似,实际完全不同。前者要的是收视率,后者要的是播出记录。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钱从哪来,看决算公开最清楚。
湖北武穴市融媒体中心,核定事业编制115名,2025年底实有188人,其中在编101人、长期聘用11人、退休75人。全年收支总计1662.7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637.4万元,占98.48%;其他收入25.34万元,占1.52%。
这个比例值得多看两眼。98.48%对1.52%,说明它已经基本不靠经营收入活着了。
广东徐闻县融媒体中心,事业编制163名,在职116人,全年收支1288.62万元,全额来自财政。
贵州道真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编制27名,在编26人,全年收支412.09万元,比上年减少120.31万元。
三个县,一个中部、一个沿海、一个西部,规模从400万到1700万不等,但结构完全一致:财政兜底,其他收入聊胜于无。
武穴那份决算里还有一句话,比总数更说明问题:中心有66名职工属于自收自支人员,人员经费和公用支出存在500多万元缺口。也就是说,1662万里有1228万是人员经费,剩下400多万要覆盖设备、电费、差旅、制作,还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那栋楼夏天不开空调。
转折点在2018年。那年广电行业开展广告整治,保健品、医美、酒水、理财这几类广告被大规模规范。这类广告预算稳定、门槛低,一直是县级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整治之后,大量广告叫停,县级台营收腰斩,从此只能靠财政补助维持,拨款通常只够发工资。
所以县级电视台不是“经营失败还硬撑”,它早就不再经营了。它是一个财政供养单位,只是碰巧还保留着媒体的外壳。
既然不产生收入,也不产生观众,为什么不一关了之?
因为“关”这个动作,要同时解开三把锁。
第一把是编制。一个县融媒体中心动辄一百多号人,事业编制,正科级单位,有退休人员、有在职人员、有自收自支人员。关掉一个台,这一百多人往哪里去?在县一级,能接收的岗位本来就少。
第二把是职能。县级媒体是宣传阵地的最后一环,央视和省级卫视覆盖再广,也下沉不到乡镇村落。上级检查的是“有没有完成宣传任务”“有没有转播重要新闻”“有没有及时发布政策”,不是“有多少人看”。
考核它的指标体系里,根本没有收视率这一项。
一个机构朝着什么方向优化,取决于它被什么指标考核。指标里没有观众,它就不会为观众优化。
第三把是应急。这一把锁最硬。应急广播、灾害预警、防汛通知、突发事件的本地通报,都依赖这张覆盖到村的网。平时它播会议新闻,汛期它播转移通知。平时没人听,出事的时候必须有。
三把锁叠在一起,结论就很清楚:关它的行政成本、人员成本、政治成本,都远高于每年养它的那一千多万。
一个机构能不能活下去,很多时候不取决于它做得好不好,取决于关掉它有多麻烦。
如果只看节目,这一千六百万确实像打水漂。但如果看这张网,账要重算。
河北宁晋县是广电总局确定的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国家级试点。这个县86万人,建成了覆盖16个乡镇、364个行政村的双向广电网络,铺了3000公里光缆,光纤到户率100%,装了4200套智能音柱,集成了应急广播、平安乡村、政务服务等14个子系统。
用起来是什么效果:汛期精准发布预警50条次,防灾减灾响应效率提升35%;防溺水项目对重点水域24小时智能监测,2025年溺水发生率下降90%;平安乡村整合685路社会监控,协助破获案件56起;智慧政务对接12项便民服务,一年业务访问量1.3万次;累计为1300多户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有线电视。
农产品直播带货,一年做到6000多万元。
这一千六百万买的不是节目,是一张能到达每个村的网。
这张网平时放会议新闻和广场舞音乐,汛期发预警,平时没人注意,出事的时候是唯一能同时喊醒几十万人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县级电视台的价值不在“看的人多不多”,在“能不能到达”。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县宁可不开空调,也要保证信号不断。
安徽霍山县是个反例。
霍山2018年12月挂牌成立融媒体中心,2020年6月成立融媒文化传播公司,2025年12月组建文化传媒集团。2023年公司综合营收2937.23万元,利润166.12万元,增长超20%;2024年营收3128余万元,增速在全省县区里靠前。
它靠的不是把新闻做好,是把业务边界拓宽了。电商平台“霍货有名”对接县总工会福利系统,2023年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农副产品销售超千万元;微短剧《我在霍山开民宿》带火了一批乡村民宿;一年承办政务、文化活动50多场;专题片、纪录片、产业园区宣传都能接。近三年霍山游客接待量在六安市排第一,旅游业对全县GDP贡献率7%。
霍山的路径说穿了一句话:县级融媒的出路可能不在“做好内容”,而在“做别的事”。
从新闻机构变成文化服务商,从花钱的单位变成能挣钱的单位。
但这条路不容易复制。霍山有大别山主峰、有石斛、有旅游资源、有长三角的客源,这些条件换个县就没有了。大多数县既没有这样的资源禀赋,也没有这样的市场化团队。
霍山的经验更像一个提示:活下来的县级融媒,多半不是靠内容活下来的。
设备和楼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人。
那个三十多万人口的县,融媒体中心在职员工平均年龄接近五十岁。
这个年龄结构意味着什么:很多人从业几十年,熟悉传统采编和电视播出流程,但对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剪辑、流量逻辑不熟悉。让他们做一条爆款短视频,比让他们做一期时政新闻难得多。
为什么不招年轻人?两个原因:没钱,也没吸引力。基层融媒体岗位月到手两三千元,有的还要背广告业绩考核,既要写稿拍片出镜,又要出去拉业务。稍微有点能力的年轻人,要么考公走了,要么去大城市做市场化内容。
编制空着没人愿意来,在岗的老员工守着旧流程无力创新。编制既是保护,也是枷锁:老人走不了,新人进不来。
有些台开始用虚拟AI主播替代真人出镜,成本低、不出错、不请假。这个选择很务实,但也很说明问题:当一家媒体机构开始用数字人替代自己的记者和主持人,它对自己未来的判断已经写在脸上了。
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收视率几乎为0,为什么还没关?
答案不是“它其实很重要”,也不是“有人在下一盘大棋”。
答案是:它在以一种极低的效率,维持一个不能出现空白的职能。
财政每年出一千多万,养一栋楼、一百多号人、一套设备、一张覆盖到村的网。这张网平时几乎不产生任何可衡量的价值,但在特定时刻必须存在。同时,关掉它要处理编制、要回答阵地问题、要重建应急体系,成本比养着高。
于是它就停在这个状态里:不关门,也不变好;不发财,也不倒闭;没人看,但一直在播。
这不是某一个县的问题。全国一千八百多个县,按平均一年一千万算,是几百亿的支出。这笔钱买到的,是一套覆盖到村的行政传播能力,和一套随时能启动的应急广播网。
值不值,取决于你用什么尺子量。用收视率量,它一文不值;用“关键时刻能不能喊到人”量,它无法替代。
只是有一个代价很少被提起:当一家媒体机构连续十几年不面向观众生产内容,它保留下来的是网络和编制,失去的是做内容的能力。等到真的需要它做点什么的时候,那套能力可能已经不在了。
收视率是0,信号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答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