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军山斩夏侯渊后，黄忠跻身四大将，为何关羽怒称不愿与他同列？

赤壁之战的烽火熄灭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初现雏形。刘备趁机夺取荆州南部四郡，又西进拿下西川，终于拥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但真正让他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之势”的关键一役，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汉中之战——在这场战役中，老将黄忠于定军山斩杀曹操麾下名将夏侯渊，一战封神；刘备则借此战胜利进位汉中王，奠定蜀汉基业。然而，当刘备论功行赏，册封“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为四大将时，远在荆州的关羽却勃然大怒，掷地有声地说出“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册封。那么关羽为何会有这样反常的举动呢？

汉中，地处秦岭与大巴山之间，是连接关中与巴蜀的咽喉要地，素有“得汉中者得天下”之称。对刘备而言，汉中是西川的“北大门”——若汉中被曹操占据，蜀汉腹地将无险可守；若能拿下汉中，则可将其作为北伐的跳板，实现“隆中对”中“出秦川”的战略构想。因此，赤壁之战后，刘备在攻取西川的同时，始终将目光锁定在汉中。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正式吹响了汉中之战的号角。他亲率大军北上，派遣吴兰、雷铜等将领攻取武都（今甘肃成县），试图牵制曹军兵力。然而，这支部队很快被曹操麾下大将曹洪击溃，吴兰、雷铜战死，蜀军初战不利。刘备并未气馁，亲率主力进抵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与驻守汉中的夏侯渊、张郃形成对峙。

夏侯渊是曹操麾下的“西北屏障”，曾平定凉州马超、韩遂之乱，战功赫赫；张郃则以“用兵巧变”著称，是刘备颇为忌惮的对手。两人驻守汉中多年，防线稳固，刘备率军猛攻数月，始终未能突破阳平关。战局陷入胶着，刘备意识到“硬碰硬”难以取胜，必须改变战术。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阳平关，率军南渡沔水，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扎营。定军山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刘备占据此处，相当于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夏侯渊得知后，果然率军前来争夺，一场决定汉中归属的关键战役就此展开。

夏侯渊将部队分为两部，一部由张郃驻守东围，自己则率主力驻守南围，企图形成“夹击之势”。刘备抓住曹军分兵的破绽，先派黄忠率军猛攻张郃部。张郃拼死抵抗，战况激烈，夏侯渊不得不分兵支援。就在夏侯渊兵力分散之际，黄忠抓住战机——他亲率精锐士卒，趁着夜色悄悄逼近夏侯渊的南围大营。

据《三国志·黄忠传》记载，黄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在他的激励下，蜀军将士奋勇冲锋，夏侯渊的部队猝不及防，陷入混乱。混战中，黄忠一刀将夏侯渊斩杀于定军山下。夏侯渊一死，曹军群龙无首，顿时溃散，刘备趁机占领定军山，取得了汉中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定军山之捷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让刘备夺取了汉中的战略主动权，更极大地动摇了曹军的军心。曹操得知夏侯渊战死的消息后，亲率大军从长安赶来增援，但此时蜀军已占据有利地形，刘备自信地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最终，曹操与刘备对峙月余，未能扭转战局，不得不率军撤退，汉中彻底落入刘备手中。

同年七月，刘备在汉中沔阳（今陕西勉县）进位汉中王，正式建立起与曹魏、东吴抗衡的“蜀汉”政权雏形。论功行赏时，刘备将目光投向了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忠。

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开始大规模分封文武官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四方将军”的册封——他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这四人成为蜀汉集团的最高军事将领，合称“四大将”。

这份名单公布后，立即引发了争议，而争议的焦点，正是后将军黄忠。在许多人看来，黄忠的“资历”与其他三人相差甚远：关羽、张飞是刘备的“元勋旧部”，从刘备起兵之初就追随左右，堪称“蜀汉基石”；马超则是“世代公侯”，曾是割据凉州的一方诸侯，归降刘备后仍保有极高的声望。而黄忠，是刘备在赤壁之战后才收服的将领，此前在荆州刘表麾下仅任“中郎将”，属于“半路加入”的武将。

最先表达担忧的是诸葛亮。他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三国志·黄忠传》）诸葛亮的担忧不无道理——马超、张飞在汉中亲眼目睹了黄忠斩杀夏侯渊的战功，对他的册封或许还能接受；但关羽远在荆州，没有亲历战场，仅凭“斩杀夏侯渊”的消息，很难认同这位“资历浅薄”的老将与自己并列。

果不其然，当关羽得知自己与黄忠同列为“四方将军”时，当即暴怒，拒绝接受前将军的印绶，直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三国志·关羽传》）这句话，不仅是对黄忠的轻视，更暴露了关羽内心深处对“名望与资历”的执念。

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羽有一句精辟的评价：“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这句话道尽了关羽的性格特质——他对底层士兵体恤有加，却对士大夫阶层和同僚极为傲慢。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关羽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关羽出身底层，早年因“犯事”逃亡江湖，后与刘备、张飞结为兄弟，一同起兵。他从行伍兵卒一步步成长为三军统领，深知底层士兵的艰辛，因此“善待卒伍”——这种善待，既出于本性，也能为他博得“体恤士卒”的美名，同时士兵也不会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而对于“士大夫”和同僚，关羽则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认为自己追随刘备最早，战功最著，理应在名望和地位上高人一等。

这种“优越感”在对待马超的态度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马超归降刘备后，关羽曾特意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人才可谁比类”（《三国志·关羽传》）。诸葛亮深知关羽的心思，回信说：“孟起（马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诸葛亮将马超比作汉初的英布、彭越，认为他可与张飞并列，但远不及关羽“绝伦逸群”。关羽看完信后，十分得意，将书信传阅给手下将领，其“骄于士大夫”的性格可见一斑。

对于黄忠，关羽的轻视更甚。在他看来，黄忠不仅“资历浅”，而且“年纪大”（当时黄忠已年近六旬），即便有定军山之功，也不配与自己这个“元勋宿将”同列。关羽的逻辑是：“我的地位是靠数十年追随兄长、出生入死换来的，黄忠仅凭一场战功就想与我平起平坐，这是对我的侮辱。”

最终，在使者费诗的劝说下，关羽才勉强接受了前将军的册封。费诗对关羽说：“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黄忠字），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三国志·费诗传》）费诗以萧何、曹参与陈平、韩信的例子劝说关羽，强调刘备与他“祸福与共”，不应计较官号高低，关羽这才醒悟，接受了册封。

关羽对黄忠的不满，看似是“个人恩怨”，实则反映了蜀汉集团内部“资历派”与“战功派”的潜在矛盾。刘备册封黄忠为后将军，是出于“论功行赏”的原则——黄忠在定军山之战中立下首功，理应获得崇高的地位；但关羽的反应，则暴露了蜀汉集团在“人事制度”上的短板——缺乏一套既能体现资历，又能兼顾战功的公平晋升体系。

更重要的是，关羽的“孤傲”性格，不仅影响了他与同僚的关系，更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荆州之失”。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军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他在作战过程中，既轻视东吴的偷袭，又对下属糜芳、傅士仁过于严苛，最终导致糜芳、傅士仁投降东吴，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入东吴手中。荆州的丢失，不仅让蜀汉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根据地，更打破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