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里陈诚在蒋介石面前垂手而立的那个姿态，拍得不算错。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很大程度上确实建立在这种“可驾驭”之上，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印象上，就会漏掉金一南在《苦难辉煌》里对陈诚的另一层判断。
金一南说陈诚“善战”，而且特意加了一句：陈诚之善战，“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
一个在领袖面前恭谨到近乎瑟缩的人，和一个在战场上让红军感到棘手的人，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这中间的缝隙才是陈诚真正值得审视的地方。
第五次“围剿”是检验这个判断的第一个场合。
陈诚的职务是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第三路军下辖十八个师又一个补充旅，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一线，是北路军承担主攻任务的突击力量。
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是副团长，实际主持日常训练。三期轮训了七千六百余名北路军排以上军官，训练内容被概括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排在最前面的“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其余六项原则——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几乎逐条对应红军惯用的诱伏、腰击、抄后路和急袭。这不是一套泛泛的步兵教程，它是冲着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反复使用的那套运动战程式倒推出来的反制方案。
陈诚对碉堡战法的理解，比“奉行塞克特的建议”要具体得多。他自己的说法是：红军像塘里的鱼，建碉堡就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这个比喻并非事后总结，而是当时国民党军内部对堡垒推进逻辑最形象透彻的一种表述。碉堡的数量也说明了这件事的规模：一九三三年十月全江西有一千一百五十七座，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增至六千零五十三座，红军开始长征时已达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四座。
陈诚不是站在碉堡政策背后挂名的人，他是把碉堡推进、公路连接和部队训练捏合到一起的执行者。广昌方向集中了十余个师，由陈诚统一指挥，沿盱江一边筑堡一边向广昌缓缓推进，红军以“短促突击”应对，陈诚的办法是把预备队紧贴第一线配置，突击一旦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增援立刻压上来，突击就变成了消耗。这种打法不漂亮，但对当时已经失去运动战空间的红军极为致命。
然而，如果陈诚只是一个精于计算的战术执行者，金一南那句“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就显得没有依据了。
金一南注意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层面：陈诚对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一直抱有某种近乎真诚的推崇。二十一师在北伐时期受共产党影响很深，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陈诚身体力行，当团长时和士兵同吃同住，连以下军官肩背马枪行军，每到一处就开军民联欢大会。
这种作风他后来带进了十八军。当到总指挥，在山地行军也不骑马，穿草鞋步行，部队一天能走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和红军拼急行军的部队。
金一南还记过另一件事：一九二九年陈诚在河南确山与唐生智部的刘兴激战，刘兴兵败被缴械之前，陈诚派军需科长带着亲笔信和五千元现款送过去，信里写的是“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金一南对此的判断是，陈诚“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可是紧接着，同一个陈诚，在第四次“围剿”失败、被降一级记大过之后，到庐山训练团上“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他对红军的情感是分裂的：他欣赏红军的政治工作、纪律和兵心，同时又极其认真地在战术上研究红军、模仿红军、反制红军。
这种分裂不是伪善，而是他在国民党体系里找到的一种自处方式——人情与执行被放在两条互不干扰的轨道上，他从未觉得需要从中选一个。
长征开始前后的陈诚，角色从“围剿”的前线指挥转向了战略判断的参与者。
蒋介石召他密商红军突围后的追堵方案，陈诚的判断相当具体：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行，落脚点大概率是与湘西的萧克、贺龙会合，应在湘黔边境“张网以待”；如果红军不进湘西而西出贵州，贵州地瘠民贫、共产党没有基础，站不住脚，最终可能北渡长江走石达开的老路。
他对蒋介石说，这一仗“不敢预言全歼”，但“对共匪的创伤一定会大过湘江之战”。
这个判断里有一层东西值得注意：陈诚并不认为可以在湘江以东完成全歼，他把目标设定在“重创”而非“终结”，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中是一种相对收敛的估计。
追击部队原拟由陈诚指挥，后来蒋介石考虑江西方面“困难重重，须由陈诚负责”，改由薛岳率部追入广东，陈诚留在北线，同时负责对留在苏区红军的“清剿”。他在给蒋介石的建议里说，突围西去的主力“想折回赣南、闽西的可能性极小”。
长征路上的陈诚不是追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他是在蒋介石身边做判断、定盘子、同时稳住后方的人。他对红军去向的预判大致不差，但“张网以待”的设想在湘江之后并没有变成一次真正的合围，这中间有蒋介石借追堵“掌握西南”的更大的算盘，也有地方军阀各自保存实力的盘算，陈诚的判断被放进了那个结构里，能发挥的空间有限。
解放战争时期，陈诚被放到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
一九四七年九月他以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到东北后整顿部队、撤换将领，同时收缩兵力，以十三个正规军固守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大中城市。
这个部署本身就暴露了他判断上的一个根本错位：他把东北民主联军想象成当年江西苏区那种“流窜”状态的对手，以为占领城市、控制交通线就可以压缩对手的空间，但东北的对手拥有大片农村根据地、稳定的兵源和日益增强的炮兵，战争的形态是大规模运动战与城市攻坚交替使用。
一九四八年一月，新五军在公主屯被东北民主联军四个纵队包围，陈诚下令固守待援，他不相信对方能一口吃掉一个军，但新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在短时间内被全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随后南京“国民大会”上，东北代表喊出“杀陈诚以谢国人”。
把这一幕和第五次“围剿”时的陈诚放在一起，反差刺眼但并不神秘：在江西，他手里有明确的推进轴线、有碉堡体系可以依托、有一整套针对红军战术设计出来的训练程式，他的“厉害”是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把执行推到极致；在东北，战线是流动的，他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情报判断，也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去掌握主动，他擅长的那些“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在更大的战争形态面前失去了着力点。
这种退变，不是他变了一个人，而是他赖以发挥的那种战争形态不存在了。他在江西的威胁是真实的，那种威胁来自他把碉堡、训练、部队纪律和机动性结合成一套可操作的体系；到了解放战争，战争不再给他搭建这套体系的时间和空间，威胁就大幅度减弱了。
逃台之后，陈诚留下了一些反思的痕迹，这些痕迹的指向比“忏悔”或“推卸”都要复杂。
他在回忆录里把大陆失败的一个关键归为“备多力分”，即为了观感每座城市都守，兵力被严重分散，最后被对手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这句话放在他自己身上也成立：东北的十三个军固守大中城市，正是“备多力分”的一个典型。
他还说过另一段话，说所谓“有”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有的根本不做，有的做的太少，有的虽做而不彻底，以致等于不做”。
这段话几乎像是他对自己某种体验的转述：在江西，他是那个“做”的人，做得认真、做得具体、做得有章法；在东北，他成了“做而不彻底”的那个人，不是不想做，而是他擅长的那种“做”在需要另一种判断力的局面里使不上劲。
他的反思停留在“失职”和“做得不够”的层面，这个层面是诚恳的，也是有限的。
他没有追问为什么一个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政权会在每一次关键转折上失去主动，也没有追问“服从命令”那套他亲手写进训练大纲的东西，在更大的战略错误面前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到金一南那个判断。
陈诚确实被低估过，但低估他的方式常常是把他简化成蒋介石的应声虫，或者反过来简化成一无是处的败将。
两种简化都绕开了真正值得看的东西：他在红军时期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对手，他的认真、他对红军战术的琢磨、他把碉堡和训练捏合成一套体系的能力，都是实际发生过作用的；他的局限同样真实，那种局限不在“忠”与“不忠”，而在他始终没有发展出一种超越“执行”的能力，去判断一场战争在什么时候已经不该用他擅长的方式打下去。
他在江西的投入和他在东北的失败，是同一个人的两面。
他晚年那句“在‘做’字上太差劲”，无意中碰到了这个问题的边缘，但他没有沿着那句话再往前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