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0 月 28 日，德国总理默茨抵达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这次访问引起关注的地方，不只是两国领导人见面，而是双方把防务合作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军事工业、先进技术、关键矿产以及地区安全，都被纳入新的合作安排。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战败国，如今又在军事战略上越走越近。
而要看懂德国这一步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得先把镜头从东京拉回德国本土 —— 那里刚刚发生了一件让柏林无法再用 "克制" 作为答案的事。
一、莱比锡无人机事件与 "时代转折 2.0"
默茨政府准备正式指认俄罗斯对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攻击负有责任。该事件涉及装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接近乌克兰相关航空目标；即使装置没有成功爆炸，它仍被视为发生在德国领土上的混合战争行动。公开点名莫斯科，意味着德国愿意承担更高的外交与安全对抗成本。
这一变化被视为可能的 "时代转折 2.0"。2022 年俄乌全面战争后，德国已承诺提高军费、重建联邦国防军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而新的阶段不再只是预算调整，而是承认德国本土也可能成为间谍、网络攻击、破坏活动和无人机行动的目标。这个判断的分量在于：过去德国谈安全，讨论的是 "要不要为别人的战争付钱"；现在讨论的是 "自己的机场会不会被炸"。
二、德国为什么长期排斥军事力量
德国对战争和军队的谨慎，首先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纳粹历史。这段历史使德国社会长期把军事力量视为危险甚至邪恶的工具，并形成 "军队永远不是答案" 的政治直觉。冷战结束后，这种倾向又得到强化：许多人相信欧洲的大规模国家间战争已经成为过去，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制度能够处理冲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随后出现的混合攻击动摇了这一认识。德国社会并非突然变得好战，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拒绝讨论军力，并不会自动消除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真正变化的，是对防御、威慑和国家责任的理解，而不是对战争本身产生偏好。这种转变很微妙 —— 它不表现为口号上的强硬，而表现为预算表、采购清单和基础设施防护方案上的一行行数字。
三、国内政治把默茨推得更急
萨克森 - 安哈尔特州的政治形势也构成压力。德国选择党在当地接近取得绝对多数，使传统政党担心安全焦虑、对政府无能的不满以及对乌政策争议进一步被极右翼利用。默茨需要证明联邦政府能够保护德国本土，并对俄罗斯行动作出清晰回应。
但强硬政策也有风险。德国必须在提高军费、强化反间谍和基础设施保护的同时，避免把安全议题完全交给民族主义叙事。真正的矛盾在于：德国既需要克服过度谨慎，又必须防止历史记忆被轻易抛弃。换言之，柏林要在 "不能再装看不见" 和 "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 之间找平衡，而这条通道本身就非常狭窄。
四、东京会谈：日德合作已经落到制度层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把目光投向了印太。10 月 28 日公布的日德联合声明明确提出，欧洲 — 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日本欢迎德国继续参与印太事务，双方还准备寻找进一步加强两国军队合作的机制。这意味着德国已不满足于只关注欧洲大陆，日本也希望把欧洲力量引入自己的安全合作网络。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变化。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开始调整长期以来的国防政策：增加装备储备、扩大军工生产、寻找新的国际合作对象。德国一边加强北约内部建设，一边向印太拓展关系，背后是扩大外交和军事活动空间的考虑。日本则有自己的算盘 —— 长期以来依靠日美安保体系，装备建设与军事行动受战后制度约束；近几年不断提高防卫投入、增加远程打击能力，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交流也随之有了更大空间。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德军事合作已有实际制度基础。2024 年 1 月，两国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同年 7 月 12 日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双方军队可在规定条件下相互提供燃料、食品、运输和其他后勤支持。这不意味着两国承担共同防御义务，却能为联合训练和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军事行动最怕装备、人员和补给各自为战：一支军队即使拥有先进战机和舰艇，如果无法及时获得燃料、维修保障和必要物资，远距离行动能力也会受限。后勤机制的建立，解决的正是这些基础问题。
2026 年 2 月和 3 月，日德防务交流继续推进，双方防长举行会谈，讨论军事交流和地区安全；6 月 9 日，两国外交部门又举行副外长级会谈，进一步讨论防务、经济安全和印太合作。由首脑会谈、防长沟通到外交部门协调，日德关系正在形成多层次渠道。
10 月 28 日的会谈又把合作推向新阶段：德国联邦国防军已有 100 多名人员参加日本组织的 KEEN SWORD 太平洋联合演习，双方还准备研究未来战斗机领域的合作可能性。这说明德国不只是通过外交声明表达支持，也开始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实际军事参与。
战机合作尤其值得关注。德国此前参与法国主导的未来空战系统项目，但因项目管理、技术分工和产业利益分歧，2026 年 6 月退出，法德航空工业合作遭遇重大挫折。此后柏林开始寻找新的航空技术合作方向，日本参与的 GCAP 项目自然进入德国的观察范围。
GCAP 由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共同推进，目标是在 2035 年前后形成新一代战斗机能力，涉及飞机本身、发动机、雷达、电子战、人工智能、数据链和无人僚机协同等技术。但必须强调：10 月 28 日双方只是提出研究未来战斗机合作的可能性，这不等于德国已经正式加入 GCAP，更不意味着德国已取得该项目的技术和生产份额。
日本的武器出口政策变化，也为合作提供了新条件。2026 年 4 月 21 日，日本政府调整武器出口规则，放宽此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军工企业今后有机会参与更多国际装备项目。这对德国军工企业同样具有吸引力。
11 月 5 日还有一则消息说明柏林对国防工业的重视：德国政府同意收购法德合资军工企业 KNDS 的德国股东持有的 50% 股份，该企业旗下拥有豹 2 主战坦克等重要装备的生产业务，德国希望借此确保自己在企业重大决策中拥有足够话语权。收购价格未公开，后续股权安排仍可能调整。
五、钱与产能：另一重约束
军费扩张同样面临现实约束。11 月 5 日，日本财政部门表示不赞成通过新增国债为防卫扩张提供资金；此前媒体披露，日本正在研究 2027 至 2031 财年的防卫建设规模，可能达到 70 万亿至 80 万亿日元，明显高于现行五年计划的约 43 万亿日元 —— 需要强调，这仍是研究中的方案，并非已获批准的支出。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财政负担本来不轻，防卫支出若持续增加，势必需要在税收、债务和其他财政项目之间权衡。
德国也有自己的难题。欧洲军工订单增加，不代表产能能立即扩大。11 月 5 日，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下调 2026 年营收预期，原因包括装甲车辆项目推进延迟和部分弹药订单审批速度不及预期。这说明重新扩军并非只要增加预算就能迅速转化为装备。
六、历史警惕不能消失
可为什么这种合作会让人联想到二战轴心国？1936 年德国与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加入；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日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柏林、罗马、东京形成轴心国集团。当时的合作不是普通外交伙伴关系，而是服务于军事扩张和势力范围争夺。日本 1931 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德国纳粹政权发动欧洲战争，都给世界留下无法抹去的历史创伤。
战败后，德国和日本分别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与安全体系：德国加入北约，日本依托日美安保条约。今天的日德合作没有形成 1940 年那种三国军事同盟，不能仅凭历史关系就认定两国正在恢复当年的轴心体系。但历史警惕不能因此消失。值得关注的不是两国是否重新使用某个历史名称，而是它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合作机制、是否扩大海外军事活动、这些安排会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尤其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长期构成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约束，近年来日本不断推动防卫政策调整，远程打击能力、武器出口、联合军事训练等问题都受国际社会关注。
日本如果借助欧洲伙伴扩大军事活动范围，就需要向亚洲邻国说明，其政策变化究竟如何符合和平发展方向。德国也需要思考自己的责任 —— 它通过战后反思和制度重建逐步重获国际信任，参与印太安全事务可以有自己的外交考虑，但不能把扩大军事存在当成处理国际矛盾的主要办法。
2026 年 11 月 6 日再回头看，双方已经从以经济贸易为主的伙伴关系，逐渐向安全、军工、技术和产业链多领域合作发展。10 月 28 日的首脑会谈是一个重要节点，11 月 5 日德国 KNDS 股权安排与日本新一轮防卫预算讨论，让这场变化有了更具体的现实背景。
所谓 "二战轴心又来了"，并不是说历史上的三国同盟重新成立，而是日德这两个曾经的轴心国成员，正在重新加强军事联系，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防务合作也在出现新的结构。80 多年过去，德国和日本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军事定位。
对亚洲国家来说，历史记忆不应成为空洞口号。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德国能否尊重亚洲国家的安全关切，以及两国军事合作能否始终受到国际法和战后国际秩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