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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稿忘词、舔刀上肉屑、对记者装学者:军阀的“舌头”

民国军阀,手握重兵,杀伐决断,看着威风八面。可这帮人一旦张嘴——不管是演讲、吃饭、骂人还是接受采访——常常露出另一副面孔。有人背了一夜的演讲稿,上台只憋出一句就再也接不上;有人爱吃酱肉爱到用舌头去舔刀上的肉屑,舌头划得满嘴是血也照舔不误;有人骂了一辈子“嘛了个巴子”,被部下当面质问后赶紧作揖赔罪;还有人对着美国女记者侃侃而谈孔子和华盛顿,把记者听得一愣一愣。舌头这东西,比枪杆子更能暴露一个人的底细。
一、张作霖:背了一夜的稿子,上台只憋出一句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夕,张作霖要作一次战前训话来鼓舞士气。大帅府的秘书们彻夜赶写讲话稿,谁知张作霖一看十多页的稿子,恐怕有几万字,就发了火:“你们这帮耍笔杆儿的,准叫墨汁灌糊涂了。文绉绉的长玩意儿,多耽误事。说的人费劲,听的人难受,简直是活坑人,重写!”
秘书们又昼夜加班,几易其稿,好不容易交了份一千多字的稿。战前训话开始,张作霖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开始背稿子:“军人说话,贵乎明简……”干咳了几声之后,就再也背不出来了——原来他把秘书写的“贵乎简明”颠倒成了“贵乎明简”,这样一来就再也接不上下文,全场一片死寂。
突然,张作霖把胡子一捋,放开嗓门,来了个即兴演讲:“今儿个,咱们就说大实话:前年夏天,咱们跟吴某人老小子干了一仗,大家还记得吧?”军官们都低头不语。“嗯,丢人的事都记在我账上,你们别抹不开。眼下,姓吴的又找茬儿了。你们说说,该咋办?”会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打”。“好,打!咱们丑话说在前面,这回许胜不许败。胜的,升官得奖;死的,多给恤金;败的,军法论罪。我说话算数,你们好好合计合计,我的话完了。”

一千多字的稿子背不出来,即兴讲了几句大白话,反而把士气鼓起来了——张作霖的舌头,天生不适合念稿子。
二、冯国璋:舔刀上肉屑,舌头划出血也照舔

冯国璋,直系军阀首领,当过代理大总统,却是北洋政府历任总统中最吝啬的一个。他几乎从来不请客,而是经常去下属家里蹭饭。即使后来被选上副总统,这个毛病都没改掉。
冯国璋有一个特别的嗜好——超级爱吃“玉田酱肉”。当年的酱肉,原材料选用一百来斤的小公猪,肉质嫩滑紧致。冯国璋每次派仆人去买酱肉,一定要吩咐把肉切成整整齐齐的方块,因为怕切碎了仆人在路上偷吃。如果酱肉买回来时正好被家里的客人撞见了,冯国璋不好意思再藏着,就亲自下厨操刀,只为把肉切薄一些,防止客人多吃。
最离谱的是切肉的时候——每次都会有一些肉屑沾在刀上,冯国璋看到就特别心疼,忍不住用舌头去舔下来。甚至有好几次不小心把舌头划伤了,满嘴是血,仆人们看着心惊肉跳,他照舔不误。
一个当过代理大总统的人,为了刀上那点肉屑,连舌头都可以不要。
三、张作霖的“妈了个巴子”:被杨宇霆当面质问,赶紧作揖赔罪

张作霖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妈了个巴子”。整个奉军将士也都如此,因为这是当时东北常用方言。张作霖能在短短一句话中连续说五个“妈了个巴子”,还仍旧通顺。入关前他对全体奉军训话:“妈了个巴子,你们到人城里就骂人妈了个巴子,你妈了个巴子再骂人妈了个巴子,我把你们妈了个巴子都枪毙了。”用最庸俗的语言下达最严肃的军令,偏偏每个士兵都听得明明白白。
但有一次,他的口头禅碰上了硬钉子。张作霖和智囊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作霖一时来气,随口秃噜一句“妈拉个巴子”。杨宇霆是喝过洋墨水的士官生,哪受得了这个,当场站起来质问:“你骂谁?”张作霖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
一个口头禅把大帅逼到作揖赔罪——杨宇霆大概是奉系里唯一一个能让张作霖把骂出去的话吞回去的人。
四、张勋:一个丫鬟为了钳燕窝,把眼睛都钳瞎了

张勋,人称“辫帅”,复辟失败后蛰居天津,生活极其阔绰。他的厨房常年供应燕窝、鱼翅、熊掌等精品,燕窝、鱼翅都不是在市场上买的,都是别人送的。
张勋喜欢吃一道叫“西瓜盅鸭”的菜——将一个完整的西瓜皮,贮入肥鸭一只,筑入燕窝、江贝、海参等各种海菜,然后装入瓷钵,隔水清炖。他家一个叫来喜的丫鬟,专门负责钳干净大批燕窝。日积月累,据说把眼睛都钳瞎了。张家还把钳好的燕窝熬成膏,冻后切块,名为“燕羔”。
张勋晚年每天用八裁纸练习颜体大字,研习《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待温毅夫、陈宝琛等名士为上宾。他当权时被称为“辫帅”,失势后依然留着辫子,有人劝他剪掉,他说:“我张勋的辫子等于我张勋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
一个每天练字读史的人,一个丫鬟因为给他钳燕窝把眼睛钳瞎了,他还照吃不误——张勋的“文雅”,底下压着多少双瞎了的眼睛。
五、吴佩孚:对记者谈孔子华盛顿,书柜里藏着另一个自己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前夕,美国女记者宝爱莲在洛阳军营里采访到了吴佩孚。她看到的吴佩孚,与其他军阀截然不同。
吴佩孚住在军营里,起居室十分简朴,“完全比不上张大帅(张作霖)家宽敞的会客室,更比不上北京衙门里华丽无比的会议厅”。沿墙排列着红木书柜,里头摆满了书。窗边的墙上挂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油画。供桌上摆着一尊巨大的紫檀关公像,跨着赤兔马,挥舞青龙刀,雕像下垫着砖红色的绸缎桌布,前面摆一座景泰蓝香炉,飘出袅袅青烟。被称为“玉帅”的吴佩孚,一袭暗湖色绸子长衫,外套一件锦缎马褂。
宝爱莲在奉天采访张作霖时,

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张作霖坐在“异常宏阔、精美绝伦的会客室”里,景泰蓝花盆盛满百合,山水画轴、唐三彩、红木雕花家具、旧青铜器摆得满屋子都是。张作霖“身材瘦小,笑容慈祥,举止温和”,宝爱莲说她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他的外表更像一位富有教养的学者,声音极其柔和,和我握手时,散发出一种迷人的羞怯”,仿佛是个“毕生不出书斋,埋头研读《论语》的老学究”。
张作霖对宝爱莲说,中国已病入膏肓,“就像一个重症病人,她需要动手术”。他一边说一边一刻不停地以瘦削而细长的手指敲击桌面,“将自己想象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还对宝爱莲赞许了孙中山的爱国精神,说自己“并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宝爱莲后来说,她当时听张作霖这么说时,“我似乎可以听到《大陆报》记者同事们的嘲笑了”。
一个住在堆满古玩字画的帅府里、声称自己只想做“中国的外科医生”的张作霖,和一个住在军营里、书柜上摆着华盛顿油画的吴佩孚——宝爱莲大概比很多中国记者更早看透了一件事:军阀的舌头,比他们的枪杆子更会演戏。
结语
背了一夜稿子上台只憋出一句、即兴讲大白话反而把士气鼓起来的张作霖;舔刀上肉屑舔到满嘴是血也照舔的冯国璋;一句“妈了个巴子”被部下当面质问后赶紧作揖赔罪的张作霖;丫鬟为他钳燕窝钳瞎了眼他照吃不误的张勋;对着美国女记者谈孔子和华盛顿的吴佩孚、声称自己只想做“外科医生”的张作霖——这些民国军阀,人前是呼风唤雨的枭雄,人后却各有各的舌头上的荒唐。有人拿舌头当武器,有人拿舌头当筷子,有人拿舌头当遮羞布。 枪杆子能打天下,但一张嘴,往往比一杆枪更能暴露一个人到底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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