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在民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将军，他先跟冯玉祥，后投蒋介石，再随汪精卫当汉奸；然后是又跟蒋介石，转投共产党，再叛共产党，后跑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却被蒋介石下了大狱，出狱后又被我军活捉，最后是死于狱中，他就是冯玉祥麾下“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良诚。

读民国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中，除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少数几位英烈外，很多人都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朝秦暮楚，如石友三，如韩复榘等等，太多太多。

西北军将领

而且，日寇侵华时的，投靠日本人助纣为虐的伪军中，绝大部分来自西北军，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伪军多于侵略军的国家。

众所周知，他们的带头大哥冯玉祥，一直是被我党誉为“爱国将军”，可是，却也被享有“倒戈将军”的名号，他八次倒戈，几乎“背刺”过所有与之合作之人，这样的做派是否对部下有影响我不得而知，不过我认为，百姓口中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认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带头大哥冯玉祥

孙良诚，原名孙良臣，字少云，1893年出生在天津静海的一个军人家庭，他家原是军籍，父亲曾是清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一直以务农为生，应该是属于贫困家庭，所以，孙良臣也想如父亲一样去当兵吃粮，至少可以不用为吃穿发愁。

1912年，时任陆建章手下营长的冯玉祥在河北景县一带招兵，孙良臣便去投军，冯玉祥见他身强体壮又聪明伶俐，就让他给自己当了名卫士，并将他的名字改为孙良诚，准备重点培养。

孙良诚作战英勇，极具谋略，在战斗中经常能出其不意的取得胜利，这也让冯玉祥很开心，在冯玉祥的提携下，他的职务也一路攀升，到了1924年，从军12年的他已晋升为第一旅旅长，是冯玉祥的左膀右臂，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直奉战争”爆发后，孙良诚驻守北京，他积极配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与鹿钟麟一起，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引起全国一片哗然。

溥仪离开紫禁城

冯玉祥失势后，被派去西北担任“边防督办”，当后来冯玉祥在苏联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后，孙良诚升任师长并进驻兰州，算是直系军阀的分支。

当各路军阀联合在一起进攻国民军时，他英勇奋战，并在担任“援陕军总指挥”后，率部一举击溃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解了杨虎臣的西安之围，他也因此战功升任为军长。

1927年，孙良诚跟随冯玉祥加入了民国革命军，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北伐，担任第三路军总司令，率领石友三及马鸿逵等部攻入河南，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孙良诚接受的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改编，而并不是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并不被后来得势的蒋介石重用。

不得不说，孙良诚打仗还是很有一套的，他连克洛阳、开封等重镇，又被任命为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总指挥，接下来，孙良诚率部渡过黄河，肃清了豫北的奉军。

1928年2月，孙良诚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当蒋冯阎联合进行第二次北伐时，孙良诚兵锋直指山东，将山东军阀张宗昌打得溃不成军，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成为手握军政大权的一方土皇帝。

至于为何蒋介石要封这个他一直看不起孙良诚为地方大员，因为，他早已察觉到，他与冯玉祥的决裂是迟早之事，此举只是蒋介石预先为削弱冯玉祥的实力而提前做的准备，仅此而已。

随着张学良东北易帜，全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为消减各地军阀的实力，蒋介石召开了“编遣会议”，大幅度地压缩各军阀军队的数量，各路军阀群起反抗，1929年，蒋桂战争率先开打，冯玉祥也通电反蒋。

然而，随着石友三、韩复榘和马鸿逵的叛变，冯玉祥还没开打就宣告失败，但孙良诚却与韩复榘在洛阳激战，兵败后退入潼关。

1929年，冯玉祥联络阎锡山共同反蒋，孙良诚担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率部进攻蒋介石，但是，由于阎锡山爽约，加上宋哲元坐山观虎斗，致使孙良诚孤军深入，损失惨重，他与宋哲元也关系紧张。

宋哲元

“中原大战”爆发后，孙良诚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但最终由于张学良入关助蒋，西北军遭遇惨败，余部由宋哲元收拢后，投靠了张学良，而孙良诚由于同与宋哲元势同水火，只能回到家乡闲居。

当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请孙良诚出山助一臂之力，于是，孙良诚担任了骑兵挺进军军长，但是，在蒋介石大兵围剿之时，眼见战事不利的孙良诚称病不起，直接又回了天津，这让对他抱有厚望的冯玉祥大为不满。

全面抗战爆发后，京津沦陷，孙良诚跑去了武汉，直到1939年，鹿钟麟被蒋介石任命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后，立即启用了好哥们孙良诚，让他担任了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但是，他早已是风光不在，所能指挥的部队实力大不如前。

作为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需自然是不可能得到及时补给，当时主持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是很看不起孙良诚的，所以，孙良诚的生存环境极差，加上以保存实力为最高宗旨的观念，他在抗战中实在是没有什么亮点。

本着“有奶就是娘”的信念，不受任何一方待见的孙良诚，从1942年开始，与日伪勾结，被民国政府发现后，他就直接反叛，率领所部两万余人投敌，被汪精卫授予第2方面军总司令。

1942年8月，孙良诚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1月又调去苏北，担任绥靖公署主任，驻扎在盐城和泰州一带，与我新四军对阵。

孙良诚（左二）

平心而论，孙良诚投靠汪伪，也并不是失了心地要与人民为敌，他只是要借此壮大自己的力量，他明确地告诫部下，“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所以，“出工不出力”，是当时他当时的常态，他与国民政府官员经常保持来往，允许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贸易，对很多上方严令的必办的事，他也拖着不办，暗中也与国民党各派系，甚至是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都保持着联系。

随着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到来，他的部下都惶惶不可终日，但孙良诚却胸有成竹，他安定部下说，“在中国，只要你手上握有枪杆子，走到哪里都有人欢迎。”而此时孙良诚的部队已经扩充到五万余众。

意识到日本即将完蛋的孙良诚，加紧与国共两党沟通的进程，1945年5月，我党派特别情报人员周镐，前往孙良诚驻扎的扬州进行策反。

周镐

虽然孙良诚口头一直答应要起义，却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没有行动，当日本投降后，他感觉还是投靠蒋介石，获得的利益更大，于是，便决定投靠蒋介石，其部被改编为新编第2路军，孙良诚担任总司令。

此时的孙良诚完全换了一副模样，彻底撕下了与我党联系时的伪装，成为与我军为敌的急先锋，在苏北抢占日本人走后留下的地盘，竭尽全力地向蒋介石献媚。

对孙良诚的所作所为，蒋介石心中如明镜一般，对他是极不信任的，但为了更进一步拉拢孙良诚，他提升孙良诚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这也是在被收编的伪军高级军官中，唯一能升任这样高职务的汉奸。

对于蒋介石的拉拢，孙良诚也是心知肚明，一个杂牌军，一个当过汉奸之人，如何会真正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所以，他也曾感叹到，“老头子指挥我孙某多年，无役不从，如此卖命，现在还把我当杂牌对待，怎不令人灰心。”

及至淮海战役开打之时，我党也加紧了对孙良诚的策反工作，但孙良诚依旧是我行我素，一面与我军虚以委蛇，依旧采取观望的态度，一面又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向徐州集结。

当他在阜宁以西被我军包围后，周镐再次去劝说其投降，当他要求我军给他的投降要定义为起义时，被我军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孙良诚只能率部五千余人投降。

投降后的孙良诚自称与驻扎在蚌埠的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关系极好，表示要戴罪立功，前去说服刘汝明归顺。

于是，我党便让周镐带着原来孙良诚部下的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前往蚌埠与刘汝明谈判，谁知道这刘汝明立即报告了蒋介石，将周镐等人全部逮捕，不久后便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至于这是孙良诚玩的花样，还是他当时真有劝说刘汝明的愿望，这个实在是不好判断，只有他自己能说得清楚了。

事后的孙良诚跑到了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实在是厌恶这墙头草般的人物，立即将他关进了大牢，但此时的蒋介石为了稳定战场上西北军的军心，也不能立即杀这孙良诚，于是，在一帮西北军将领的求情下，没几天就以生病为由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孙良诚自知从此再无出路，于是，他去了上海，在一个小妾家躲了起来，在惶恐中度日如年，苟且偷生，直到上海解放后，也无人知道孙良诚身在何处，只知道他肯定不会去台湾，因为，如他这样的人，去了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而被他出卖的周镐的遗孀吴雪亚，只知道丈夫与孙良诚去劝降，还不知道丈夫此时早已牺牲。她一直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寻找。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苦苦寻找的吴雪亚在上海终于发现了孙良诚，立即向政府报告，孙良诚马上被逮捕，两年后在狱中病死，时年58岁。

观孙良诚的一生，真是为人所不齿，他横跳反复，左右逢源，一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原则，至于忠孝节义，统统与他无关，不仅所有的党派和军人都看不起他，连他的部下也觉得跟着他可悲，当时军中就流行着一首顺口溜：

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

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

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

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