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职务
一
一九三七年九月,山西代县太和岭口。
阎锡山的行营设在一座旧祠堂里,青砖灰瓦,院子里两棵老槐树的叶子还没黄透。八路军几位将领从太原过来,跟阎锡山谈协同作战的事,谈了一整天,到天黑才散。阎锡山留饭,席上很客气,菜是五台山的蘑菇和滹沱河的鲤鱼,酒是汾酒,但每个人面前只摆了一小盅,喝完不再添。阎锡山说话慢条斯理,一口五台口音,讲“守土抗战”,讲“牺牲救国”,讲着讲着就把话题绕回到“装备补充”和“粮秣接济”上,绕来绕去,实质的东西一样没落实。
散席之后,周恩来和朱德连夜赶回太原,彭德怀留在行营附近的一处院子里过夜,准备第二天去雁门关方向看地形。徐向前也留了下来。他当时是一二九师副师长,奉命从大同方向赶过来参加谈判,谈完了要回部队去。
两个人被安排住隔壁。院子不大,中间隔着一道薄薄的土坯墙。彭德怀推门进屋,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把绑腿解了,脚上磨出两个新水泡,他用针挑了,拿布条缠上。然后他听见隔壁有动静,是徐向前在咳嗽,咳得很闷,像是压着嗓子不想让人听见。
彭德怀趿拉着鞋走到隔壁门口,敲了两下。里面说“进来”。
徐向前坐在炕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捏着半截铅笔,正在上面标注什么。他比彭德怀小几岁,但面相显老,颧骨高,眼窝深,长征过来的人都是这副样子,瘦得脱了形,只有眼睛里那点光还是硬的。
“还没睡?”彭德怀在他对面坐下来。
“看点地形。明天回辽县,路过五台那边,想顺路看看。”
彭德怀看了一眼地图。徐向前标的是一二九师预定展开的区域,几条山谷,几个隘口,标注得很细。彭德怀没有接地图的话头,从兜里摸出一个小酒壶,是在太原买的,灌了半壶汾酒,一直揣着没喝。
“喝一口。驱驱寒气。”
徐向前接过去,抿了一小口,把壶递回来。彭德怀也抿了一口,两个人就着那个小酒壶,你一口我一口,没有说话。院子外面有哨兵换岗的脚步声,踩在石板上,咔嗒咔嗒的。
“向前,”彭德怀把酒壶搁在地图上,忽然开口,“你说,红军时期,你我的职务,到底谁高?”
徐向前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很突兀,像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但徐向前知道彭德怀这个人,他问这种话,不是要争什么,也不是要翻旧账。他大概是今天在阎锡山那里坐了一整天,听了一堆虚头巴脑的话,心里闷,想找个由头说点实在的。
“你问这个做什么?”徐向前说。
“不做什么。就是忽然想起来了。”彭德怀把手揣进袖子里,靠在墙上。“我今天在席上听阎锡山讲话,一口一个‘贵军’‘鄙军’,客气得让人浑身不自在。我就想,咱们自己人之间,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一套了。你当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我在你底下当过军长。这事我记着。今天见了你,是不是该先给你敬个礼?”
徐向前把铅笔放下,看着彭德怀的脸。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平的,但嘴角那里有一道很深的纹路,是常年绷着脸绷出来的,此刻微微松着,说明他不是在赌气,也不是在试探。
“彭老总,”徐向前开口,声音不高,“你要敬礼,我受不起。你要问职务,我跟你数一遍。”
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向前在鄂豫皖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那年他三十岁,手下管着两个军,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加起来将近三万人。方面军这一级,在红军编制里是顶了天的,总指挥就是军事上的第一号。他当这个总指挥的时候,彭德怀是红三军团军团长。红三军团归红一方面军管,一方面军下面有军团,军团下面有军,彭德怀上面有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有总政委毛泽东。彭德怀在军团这一级干了好几年,从一九三〇年红三军团成立就是军团长,一直当到长征。
“那时候你的职务比我高。”彭德怀说,“方面军总指挥,下面管着军。我是军团长,上面还隔着方面军。这个我认。”
“那是编制上的事。”徐向前把酒壶拿过来,抿了一口。“编制上高,不等于本事大。你在中央苏区打的那些仗,我在鄂豫皖也听说了。第一次反围剿,你带着三军团在龙冈迂回,把张辉瓒的师部给端了。第二次反围剿,你打建宁,打黎川。我在鄂豫皖打黄安、打苏家埠,各打各的,谁也帮不上谁。但我知道你那边打得苦,中央苏区是蒋介石盯着打的地方,压力比我们大。”
彭德怀没有接这个话头。他这个人听不得别人当面夸他,一夸就别扭。他把酒壶从徐向前手里拿回来,喝了一口,说:“接着说职务。”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徐向前的声音慢下来,像是在把一段很久没翻的东西重新展开。“会师之后,两个方面军混编,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是我,政委是陈昌浩,参谋长是叶剑英。右路军下辖的部队,有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也有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和红三军。”
他停了一下,看了彭德怀一眼。“红三军的军长,是你。红一军的军长,是林彪。那段时间,你在我指挥之下。”
彭德怀点了点头。他没有回避这件事,也没有显得不自在。“那段时间不长。后来张国焘要南下,中央带着一三军单独北上。你跟着四方面军走了,我跟着中央走了。再往后的事,各走各的路。”
“各走各的路。”徐向前重复了这句话,声音很轻。
彭德怀把酒壶里最后一点酒分了两半,一半倒给徐向前,一半自己喝了。“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到了陕北。十一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我是司令员。这时候你还在四方面军,当总指挥。你那个方面军,加上后来的西路军,人比一方面军多,仗打得也苦。但一方面军这边,我这个司令员管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加起来一万出头。”
他停了一下,把空酒壶搁在炕沿上。
“所以你要问我,红军时期到底谁高,我说不清楚。编制上你高的时候多,我在你底下干过。但后来我当了一方面军司令员,你没在我底下干过。各是各的方面军,各管各的部队,谁也没有真正指挥过谁,除了懋功会师之后那短短几个月。”
徐向前把酒喝了,把碗搁在地图上,压住被风吹起来的一角。“你说得对。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
“什么?”
“职务高,不一定是好事。”徐向前抬起头来,看着彭德怀。“你当军团长,管一两万人,仗打输了,顶多是一个军团受损失。我当方面军总指挥,管几万人,一个决定错了,死的是几千人。你知不知道,苏家埠那一仗打完,我三天没睡着觉。歼敌三万,活捉了厉式鼎,战报写得漂亮。可我们自己伤亡了多少?我没让人往战报上写。那些兵,从鄂豫皖跟着我出来的,有的从黄麻起义就跟着,打完仗清点人数,一个连凑不齐一个排。我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空出来的位置,心里想,这个总指挥,我当得起吗?”
彭德怀没有说话。他看着徐向前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很深,颧骨下面的肉几乎没有了,但眼睛还是硬的。彭德怀自己也有过这种时候。打赣州,红三军团伤亡惨重,他站在城下看着担架队一趟一趟往后抬人,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他在自述里写这件事,写得很短,没有渲染,只说是“我的错误”。但那种东西不需要渲染,它自己会压在骨头里。
“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宁会师之后,”徐向前接着说,“中央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的主力要过黄河,往西打。后来宁夏战役计划变了,过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我是总指挥,陈昌浩是政委。两万多人过了河,在河西走廊打了好几个月。马家军的骑兵像蝗虫一样,围上来打,打散了又围上来。我们的兵是步兵,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拼弯了,用石头。最后……”他停住了,把碗里最后一口酒倒进嘴里,咽下去。“最后我一个人回了延安。两万多人出去,回来的没有几个。”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地图的一角吹得翘起来,徐向前伸手把它按平。
三
彭德怀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让夜风吹进来。院子里的老槐树在风里沙沙响,远处有狗叫,断断续续的。
“向前,”他背对着徐向前说,“西路军的事,不全是你的责任。中央的战略在变,张国焘在搅,马家军的骑兵你事先没有多少打交道的经验。这些我都知道。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我听了心里不好受。你当总指挥,管的人多,扛的事就重。我在一方面军当司令员的时候,管的人少,可一方面军是中央直接带着的,每一仗打下来,毛主席都要亲自看战报,算伤亡,问俘虏。我那个司令员,当得也不轻松。”
他转过身来,靠着门框,看着徐向前。“你今天问我职务高低,我告诉你一件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俄界会议之后,一方面军主力改编成陕甘支队,我是司令员,毛主席是政委,林彪是副司令员。支队下面三个纵队,总共不到一万人。从俄界到吴起镇,走了二十多天,每天都有追兵。我带着这一万人,走在最前面,心里想的是,这些人要是走不到陕北,我彭德怀就是千古罪人。后来到了吴起镇,跟十五军团会合,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我当司令员。那时候一方面军加起来一万出头,四方面军那边,你带着两万多人在川西。你的兵比我的多,可你的日子比我难过。”
徐向前看着他,没有说话。
“所以我说,职务高低,在红军时期,不是拿来比谁面子大的。”彭德怀把门关上,走回来,重新在炕沿上坐下。“你当方面军总指挥,在鄂豫皖,在川陕,打得有声有色,那是你的本事。我当军团长,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带着三军团死扛,那是我的命。后来你带着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苦战,我带着一方面军在陕北站住脚。咱们两个人,走的是两条路,扛的是两副担子。谁高谁低,重要吗?”
徐向前把地图卷起来,用一根皮筋扎好,放在炕头。“不重要。”他说。“可有人问起来,总得有个说法。”
“说法就是,”彭德怀说,“你当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我在你底下干过。这件事我认。但你也别觉得你占了我什么便宜。那几个月,你指挥右路军,我当红三军军长,你下的命令我执行了,没有打折扣。后来分开了,各走各的,谁也没有对不起谁。”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把绑腿重新缠好,动作很慢,但很稳。“彭老总,你这个人,嘴上不饶人,心里比谁都清楚。”
“清楚什么?”
“清楚职务这个东西,是让人扛事的,不是让人摆谱的。”徐向前把绑腿的带子系紧,直起腰来。“你今天问我谁高谁低,我告诉你,在懋功会师之后那几个月,我的职务比你高。可那几个月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想一件事:右路军这几万人,能不能活着走出去。你当军长,我当总指挥,咱们头顶上悬的是同一件事。现在到了山西,你当八路军副总指挥,我当一二九师副师长。职务又变了。可头顶上悬的事还是同一件:怎么打鬼子,怎么让跟着咱们的人活下去。”
彭德怀看着他,嘴角那道深纹松了松。“你这个人,在四方面军待久了,说话也学会绕弯子了。直接说‘不争了’不就完了。”
徐向前笑了一下。他很少笑,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显得比不笑的时候还老。“不争了。”他说。“但你得承认,红军时期,我职务比你高的时候,是有那么一段的。”
“承认。”彭德怀把手一挥。“睡觉。明天还要去看地形。”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向前,西路军的事,你别一个人扛着。有些事,不是你能决定的。你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
徐向前站在炕前,没有回头。过了几秒钟,他说:“知道了。”
彭德怀拉开门走了。
四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分头出发。彭德怀往雁门关方向走,徐向前往辽县方向走。临走之前在院子里碰了头,彭德怀看了徐向前一眼,忽然立正,抬手,行了一个军礼。
徐向前愣了一下。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他是副师长,按职务,应该是他先给彭德怀敬礼。但彭德怀已经把手举起来了,标准,干脆,不多不少。徐向前还了一个礼。两个人的手同时放下。
“昨天晚上的话,”彭德怀说,“出了这个院子,就当没说。”
“知道了。”徐向前说。
彭德怀转身上了马,带着警卫员往北走了。徐向前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彭德怀的马消失在土路拐弯的地方。晨雾还没散,远处的雁门关在雾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站在那里,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懋功会师之后,有一天晚上,右路军指挥部开会,散了之后,彭德怀从他门口路过。那时候彭德怀是红三军军长,徐向前是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进来,只是在外面说了一句:“老徐,明天部队过草地,路线定了没有?”
徐向前在屋里应了一声:“定了。走硬地,多绕二十里。”
彭德怀在外面嗯了一声,走了。脚步声在草地上闷闷的,越走越远。
那时候两个人都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草地,分裂,南下,北上,西路军,河西走廊。后来那些事一件一件地发生,把两个人推到了不同的路上。彭德怀跟着中央到了陕北,徐向前跟着四方面军南下又北上,然后在河西走廊打了一场几乎全军覆没的仗。
可那天晚上在草地边上,彭德怀在门口问的那句话,跟昨天晚上在代县院子里问的那句话,底子是一样的。都是“明天怎么走”。职务高低,编制大小,谁指挥谁,在“明天怎么走”这件事面前,都退到后面去了。走在最前面的人,不管是方面军总指挥还是军团长,脚底下踩的都是同一片草地,头顶上悬的都是同一片天。
五
一九四九年秋天,兰州。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里看地图。兰州刚打下来,马家军的主力被歼灭了,河西走廊的通道打开了。作战参谋送来一份通报,说一野的部队正在向河西走廊推进,准备进新疆。
彭德怀看完通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他想起了徐向前。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的事,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徐向前后来在延安养病,再后来去了华北,打运城,打临汾,打太原,仗打得不错。但河西走廊那件事,彭德怀知道,在徐向前心里一直没有过去。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太原前线。那边说徐向前身体不好,在后方休养。彭德怀把电话搁下了。
一九五五年授衔,两个人都站在元帅的行列里。仪式结束之后,彭德怀从怀仁堂出来,在台阶上看见了徐向前。徐向前穿着元帅服,肩上的金星很亮,但人还是那副样子,瘦,颧骨高,眼窝深。
彭德怀走过去,在他旁边站定。两个人并排站了几秒钟,看着台阶下面的人来人往。
“向前,”彭德怀忽然开口,声音不高,“红军时期那个问题,现在有答案了没有?”
徐向前偏过头看了他一眼,想了想,说:“有了。”
“什么答案?”
“职务高低,看你在哪个阶段问。”徐向前说,语气很平。“你要问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我高。你要问一九三五年之后,你高的时候多。可你要是问谁扛的事更重,那得看哪一仗。苏家埠我扛得重,赣州你扛得重,西路军我扛得重,陕北你扛得重。扛得动的时候,职务就是个名头。扛不动的时候,职务就是个窟窿。”
彭德怀没有说话。他看着台阶下面那些穿着新式军装的人,有中将,有少将,有大校,每个人肩膀上都有星,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刚刚被授予了什么东西的郑重。
“你那个窟窿,”彭德怀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填上了没有?”
徐向前沉默了一阵。台阶下面的院子里有风吹过来,带着中南海水面的凉意。
“填不满。”他说。“两万多人出去,回来的没有几个。那个窟窿,填不满。但我不躲了。以前想起河西走廊,夜里睡不着,总觉得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后来想明白了,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你做了你能做的,剩下的,交给命。命不好,认。但你不能因为命不好,就把自己一辈子埋在那个窟窿里。”
彭德怀点了点头。他从兜里摸出烟,递了一根给徐向前,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就站在怀仁堂的台阶上抽烟,谁也没有再说话。
烟抽到一半,彭德怀忽然笑了一声。“你说咱们两个人,红军时期争职务高低,争到元帅了还在争。争来争去,争了个平起平坐。”
徐向前也笑了一下,比昨天晚上在代县院子里那次自然了一些。“平起平坐就对了。”他把烟头摁灭在台阶扶手上。“争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跟你平起平坐,不丢人。”
彭德怀把烟抽完,把烟头扔进旁边的痰盂里。“走了。还有会。”
他转身往台阶下面走,走了两步,停下来,转过身。徐向前还站在台阶上,元帅服的下摆被风吹得微微翻动。
彭德怀站定,立正,抬手,行了一个军礼。
徐向前还了一个礼。
跟一九三七年九月那个早上,代县院子里那个军礼,一模一样。标准,干脆,不多不少。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个礼不是敬给职务的。职务这个东西,在红军时期换来换去,高高低低,到了今天,两个人都站在同一级台阶上。但那个礼,敬的是别的东西。敬的是草地边上那句“明天怎么走”,敬的是赣州城下的担架队,敬的是河西走廊的风沙里那些没有回来的人,敬的是两个人在不同的路上走了几十年,最后还能站在同一个台阶上,抽同一根烟,说同一句话。
彭德怀放下手,转身走了。徐向前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也走了。两个人的背影朝着两个方向,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台阶下面的院子里,秋天的阳光照在青砖地上,干干净净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