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曾岩
编者注：本文涉及2026年美伊谈判、利雅得防空警报、沙以情报接触等内容，均作为情景推演前提使用，不等同于已核实新闻事实。
第一，美国以提出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和解的方案——《亚伯拉罕协议》
2020年9月15日，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随后苏丹、摩洛哥相继加入。该协议的核心逻辑是以经济合作与安全协调替代传统的“土地换和平”框架，实质性绕开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阿拉伯媒体评论指出，美国与以色列的真正意图是“放弃巴勒斯坦人民权利诉求，将巴勒斯坦事业与地区联盟和组建议程分离”。协议签署后的五年间，签约国间的经贸与安全合作确有进展，但其政治根基始终脆弱。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地区舆论急剧转向，协议的道义合法性遭到严重侵蚀。
第二，特朗普非常希望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抓手。2026年5月25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国“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强调这“应当成为强制要求”。他在帖文中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要么达成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伟大协议”，要么“战场将重返，规模更大、更加猛烈，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他在5月23日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和巴林八国领导人通话中提出这一要求时，尚未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领导人对此感到惊讶。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分析指出，美方这一提议主要有三个考虑：“为特朗普的政绩加分；缓解以色列的安全焦虑，从而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达成停火的反对；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迫使其在外交上作出一定让步”。
第三，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猛烈攻击，又给了以色列一次机会
2026年9月沙特首都利雅得遭遇防空警报，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拜什、塔伊夫、法拉桑和延布等地发动袭击，沙特防空部队成功拦截部分导弹与无人机，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则此类事件将显著放大沙特的安全焦虑。
这场冲突为以色列提供了罕见的战略机遇。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026年9月15日报道，沙特和以色列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斡旋下举行会谈，讨论由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情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地区外交人士透露，沙特的援助请求主要集中于情报支持，旨在更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并识别其未来行动计划。此次会谈是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面后举行的，一名知情人士称会谈“进展良好”。沙特和以色列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在也门拥有深度渗透的情报网络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而胡塞武装背后的核心支持者伊朗，恰恰是以色列与沙特共同的战略对手。
第四，在利雅得首都遭袭后，沙特四处碰壁，只有以色列愿意下场，打击胡塞武装
利雅得遇袭后，沙特向外寻求军事支援，美国、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未提供即时参战承诺，仅有以色列释放介入协助意愿，则沙特的安全架构脆弱性将被进一步暴露。
沙特的求援历程暴露了其安全架构的深层脆弱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渠道间接向以色列传递求援诉求，核心诉求包括情报支持及其他协助，以帮助阻止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沙特此前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但均未获得实质性军事响应。2025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2026年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但面对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本土，土耳其方面虽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巴基斯坦方面同样未启动集体防务条款。国观智库全球南方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周戎分析指出，该协议的“支持义务”不意味着直接派兵，也包括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及情报层面的支援，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第五，沙特会不会继阿联酋之后，率海合会加入美、以期望的亚伯拉罕协议
短期内，沙特率海合会集体加入的可能性极低。沙特的核心条件始终未变：巴勒斯坦必须建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2024年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时曾坦言，其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危及自身生命”，他因此受到威胁，这凸显了任何此类协议都必须包含通往巴勒斯坦国的“真正路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多次表示，在巴勒斯坦国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在讨论范围内”，这一表态“表明这是战略原则，而非讨价还价的策略”。
民意壁垒远比外交辞令更为坚硬。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2026年9月民调显示，仅9%的沙特受访者同意“应允许与以色列进行商业或体育往来的人这样做”。这虽不等同于对全面正常化的支持度，但足以说明沙特社会对与以色列公开接触仍高度谨慎。结合阿拉伯晴雨表2025年调查，沙特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比例为61%，民意壁垒依然坚硬。该研究指出，加沙冲突后阿拉伯社会对正常化的反对显著上升，相关进程受到明显制约。
海合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卡塔尔匿名官员对媒体表示，该国暂无加入该协议的打算，卡方与以色列的任何接触都将聚焦巴勒斯坦问题。
第六，沙特如果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会不会引发穆斯林世界的愤怒
答案是肯定的。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明确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因为该协议与巴方理念相冲突。巴基斯坦与沙特之间存在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若沙特单方面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严重冲击这一军事联盟的政治基础。
伊朗的反对立场最为坚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025年10月11日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称该协议推动与一个“罪行累累、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关系正常化，“这个计划与我们的理想毫不相符”。
在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反以情绪在过去两年多持续高涨。阿拉伯民意指数2025年的调查覆盖了15个阿拉伯国家超过四万名受访者，大约87%的人反对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支持者只是极少数，而且都附带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阿拉伯晴雨表的研究指出，尽管部分阿拉伯政府仍希望与以色列建立更紧密关系，但由于公众反对，“它们一直无法向前推进”。
第七，如果沙特真的加入，会不会彻底撕裂伊斯兰世界，形成激烈对立的两大阵营
这一判断在方向上成立，但“两大阵营”的具体构成需要更精确的描述。当前中东的力量版图正从传统的“阿拉伯—以色列”对立，向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与以美国—以色列—温和逊尼派为主轴的对立格局演变。倘若沙特率海合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或将加速这一阵营化进程，但分化程度取决于加入的方式、时机以及巴勒斯坦问题是否取得实质进展。
更准确地说，中东正在形成三层同心圆结构：内层是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构成的亲美以安全协作圈；中层是沙特、埃及、约旦、卡塔尔等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留底线的温和逊尼派国家；外层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轴心。而“抵抗轴心”具有放射穿透能力，能够越过地理阵营，直接作用于内层与中层国家的民意、安全通道和能源航道。
倘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中层将被迫向内层靠拢，三层结构压缩为两大阵营：亲美以阵营包括以色列、美国、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以及可能加入的沙特、埃及、约旦；抵抗—反对阵营包括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大概率拒绝加入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但“撕裂”的程度取决于沙特加入的方式和时机。约旦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本就面临巨大的民意压力，埃及同样如此。若沙特在未获得巴勒斯坦建国实质承诺的情况下贸然加入，反弹将不仅来自伊朗阵营，也可能来自约旦、埃及等已建交国家的国内舆论。沙特掌控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地，王室的统治合法性部分依托于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权威和道义号召力，一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国内保守宗教群体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将难以估量。
第八，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主要力量
伊朗、胡塞武装、巴基斯坦、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均为该协议坚定的反对力量。伊朗的反对立场最为坚决，阿拉格齐的声明已为伊朗的立场定下基调：“这个计划与我们的理想毫不相符，伊朗绝不会加入这样的协议”。巴基斯坦的拒绝理由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刚性，阿西夫明确表示巴方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土耳其方面，尽管埃尔多安政府近年来在地区事务中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但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持高度警惕态度；土耳其已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集体防御义务与《亚伯拉罕协议》的政治方向存在张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抵抗轴心”的组成部分，其政治生存本身依赖于反以叙事，加入协议在逻辑上不可能。胡塞武装则通过持续袭击沙特来展示其军事能力和政治意志，其战略目标与《亚伯拉罕协议》的框架根本对立。叙利亚在巴沙尔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外交走向尚待观察，但短期内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并不具备。
第九，假如美以成功，以色列、美国会给中东带来真正的和平吗？
即便美国、以色列的外交谋划得以落地，中东依旧难以收获真正持久的和平。
从结构上分析，答案是否定的。田文林分析指出，特朗普将美伊停火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迫使其在外交上作出一定让步”。阿拉伯媒体评论进一步指出，特朗普的“和平”概念本质上是“将野蛮强权施加于人民”，其目标是“结束任何对以色列优越性和主导地位的精神挑战，从而将任何地区和国际竞争者排除出该地区”。
若借用约翰·加尔通的和平理论，《亚伯拉罕协议》提供的只是“负和平”——即没有直接战争的表面状态；而缺少巴勒斯坦建国、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地位等结构性正义安排的和平，无法成为“正和平”。罗伯特·考克斯的批判理论也提醒我们，地区秩序并非价值中立，它往往服务于既有权力结构的再生产。绕开巴勒斯坦问题的正常化，本质上是用安全合作和经济利益固化一种由美国—以色列主导的地区秩序，而非真正解决冲突根源。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亚伯拉罕协议》的设计逻辑本身就回避了巴勒斯坦问题这一中东冲突的核心根源。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调查结论足以印证当地民众的普遍心态，沙特王储本人也承认推动正常化“危及自身生命”。协议签约五年来的实践表明，绕开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无法经受加沙冲突的考验。阿联酋和巴林在2023年加沙冲突后与以色列的关系明显降温。田文林指出，以色列极右势力日趋发展壮大，“无论未来谁上台执政，偏右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由此引发的地区局势动荡以及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关系的“冷处理或冷和平状态，也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第十，忽略巴勒斯坦人生存权的任何和平方案都不会给中东地区带来“永久性和平”
《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逻辑，是以经济合作和安全协调替代“土地换和平”，实质绕开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建国权和回归权，恰恰是中东冲突的根源，无法用投资和军售一笔勾销。加沙冲突已然证明，绕开巴勒斯坦问题的协议经不起现实考验。阿拉伯晴雨表的研究也表明，阿拉伯公众舆论已发生显著转变，并影响了阿拉伯国家政权的行为方式，“在以色列开始加沙军事行动后，阿以关系正常化被叫停”。即便沙特率海合会加入，带来的也只是表面正常化，而非结构性和平。真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回到联合国有关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落实“两国方案”，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否则，所谓和平只是暂时休战，第七节所揭示的三层同心圆结构将被彻底压缩为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峙，阵营化对抗只会循环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