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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违宪的方式豪赌权力的政客,最终也会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清算。据央视新闻报道,首尔高等法院刑事审判第12-1庭于10月29日公开审理了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带头发动内乱一案,负责案件调查的独立检察组在法庭上正式提出量刑建议,要求判处其死刑。消息一出,舆论场上一片哗然。
该事件已经对韩国政坛造成很大的影响,并且把这位身陷囹圄的前国家元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面对检方如此严厉的极刑诉求,人们不禁要问,尹锡悦真的会被送上刑场吗?这场审判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司法角力和政治算计呢?根据目前韩国的司法制度和政治环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对于震动韩国的大案,首先要弄清楚求刑和最终判决之间在法律上的界限,二审法院直接改判死刑的可能性很小。
按照韩国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检察机关提出的求刑只是控方的诉讼请求,并不是法庭最终判决的结果,它只是检察机关根据调查结果所提出的最重惩罚要求,并不能等同于法庭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检方开出什么样的刑期清单,是检方的控诉权力,但是案件最后如何定罪量刑,裁量权完全掌握在主审法官手里。
纵观整个司法交锋的过程,检方的态度一直都很坚决。早在今年年初的一审庭审中,独立检察组就已经提出过死刑建议。但是在今年2月份,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的时候,并没有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死刑判决请求,而是依法判处尹锡悦无期徒刑。
到了二审法庭上,检方的态度依然很坚决,直接说“12·3内乱”完全践踏了所有的社会常识,抹杀了韩国宪政史上积累下来的制度成果。控方措辞非常严厉地认为,尹锡悦在任期内强行推行的紧急戒严,本质上就是一场想要长期独揽大权的“自我政变”。检方的言辞不可谓不激烈,态度不可谓不强硬,但是考虑到一审法院的裁量逻辑的话,二审法院推翻一审判决改判死刑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韩国司法系统在处理国家前任元首案件的时候,即使在罪名认定上非常严格,在量刑上也会比较谨慎和妥协。所以尽管检方再次高调提出死刑建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就会顺从地判处死刑。
既然明知改判死刑的概率很小,那么检方为什么仍然坚持要求判处死刑呢?其主要目的就是守住罪名定性,并且倒逼量刑底线。
这并不是对尹锡悦个人情绪化的惩罚,而是韩国检方想用非常严厉的量刑建议,在司法层面把所有可能的退路都堵死。在震动青瓦台的权力风暴中,同案受审的其他重要人物也都被指控要受到重刑的惩罚。
根据这份层层递减但是全员顶格的求刑清单,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被检方建议判处无期徒刑,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被求刑30年,前警察厅厅长赵志浩面临20年刑期诉求,前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峰埴被求刑15年,前国会警卫队长睦铉泰被求刑12年。检方所建立的逻辑链条十分明了,就是要将参与此次行动的核心人员全部钉死在重罪之上。
检察机关应当把这起事件定性为危害宪制的内乱罪,并且彻底击破辩护方团队想把案件包装成“政治判断失误”或者“紧急状态下行使总统自由裁量权”的说法。定性的争夺具有很强的制度指向性,它直接关系到以后韩国各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可以继续使用紧急戒严等非常规权力工具来解决统治危机。
如果此时检方稍有退让或者调门放软,就会给司法解释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以后类似的权力越界行为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检方坚持判处死刑,实际上就是给韩国宪法的边界画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他们用这样决绝的控诉姿态向外界宣告,任何动用军队、警察力量冲击议会、破坏宪法秩序的行为,无论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国家安全名义出现,本质上都是政变犯罪。
因此,检方不能有任何妥协的意思,要将抗争的声音提高到最高点,以此来迫使二审法官在量刑的时候至少要保持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底线,防止政治力量暗中干预导致减刑。
把视野放宽到整个韩国政治局势的发展过程中去,这次审判只是一块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多起案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撕裂的司法博弈。
目前尹锡悦已经官司缠身,多条战线同时进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司法压力。早在7月9日的时候,他就因为妨害执行拘留案被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成为第一个被确定刑期的人。但是9月16日,涉嫌作伪证案在二审中却得到了无罪判决,这也让辩方团队一度看到了反击的希望。
到10月16日,在引起半岛局势急剧动荡的“平壤无人机案”二审中,检方又出重拳,对它提出30年有期徒刑的严厉指控。有期徒刑、无罪判决和几十年的重刑求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司法攻防局面。
这样多案并行的局面下,围绕尹锡悦的司法攻防已经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下台而平息下来,反而在法庭内外的每一次交锋中都使这种对立更加严重。保守派把他们当作司法政治化的受害者,试图从一些无罪判决中找到反击的依据,指责执政党进行政治报复。
而进步派则紧追不舍,想用内乱、涉外安全等重罪把他们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彻底摧毁保守派的政治基础。深层次的党派倾轧使得韩国司法每一次判决都带有过重的政治负担,法庭成了两大阵营角力厮杀的主要战场。
死刑在现在的韩国司法实践中,几乎只具有象征的意义,检方对死刑的求情更多的是政治宣示而不是肉体消灭。
必须清楚地知道的是,自从1997年12月执行了最后一批死刑犯之后,韩国社会在实际操作上已经长达20多年没有真正执行过死刑了,早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事实上废除死刑国家”。
也就是说,即使二审法庭真的冒着巨大的阻力判处死刑,在目前的制度下也很难真正地把人送上刑场,最终只能转入长期的实际监禁状态。所以检方的极端求刑,更多的是政治宣示而不是肉体消灭的现实可能。
外界对于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最关注的点并不是死刑口号喊得有多响,而是二审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以及法官会不会在保守势力的反击之下选择退缩,给出一个比一审无期徒刑还要轻的判决。
围绕着前总统进行的世纪审判,已经成为检验韩国政治体制自我修复能力的一块试金石。权力一旦失去制度的约束,受到伤害的就不仅仅是执政者的命运,还有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法治基础。这个沉重的代价,韩国社会能不能承受得住,能不能真正完成制度纠偏,仍然考验着各方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