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忠
一
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
而我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年代，贫穷则预示着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我的出生日期是1955年农历11月21日。而我的档案年龄却是1957年同月同日，小了整整两岁。这个误差，是为我填写“入伍登记表”的李兆瑞老师造成的。
我说的这位李兆瑞老师，他既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又是一位族叔。他作为我们村不多的文化人之一，每年的征兵入伍登记表，大多都是由他填写的，为此他很有经验。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填写年龄时，他说：咱们村参军的都这样，年龄写小一点，以后灵活些。我也不知道“灵活”是什么意思，就点头同意了。然后表格中的“个人表现”等内容，都是他帮我“编”的。
后来我见过我的“入伍登记表”，他的字写得很工整，把我表现也写得很好——就是这份改写的“入伍登记表”，成为了我的档案，伴随了我的一生。
他为我填完登记表后，顺便把他那支心爱的“金星”牌钢笔送给了我，让我作为纪念。我很珍惜这支钢笔，我入伍时身上带的就是这支钢笔，并且使用了很多年。
我入伍时就带着这支钢笔
我很感激李老师——兆瑞叔。后来我在郑州工作时，有一次他去新乡女儿家，路过郑州住在另一位族兄炳杰大哥家时，我还去看过他。可惜他去世得早，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二
好了，前面“如实交代”了造成我年龄误差的原因和过程，下面该说到我的出生了——但无论我的出生日期如何改写，而我出生的年代是没有误差的。
关于我出生的时辰，母亲曾告诉过我：是在凌晨的鸡叫时分。
从出生时辰来说，还算吉时——凌晨期盼的是黎明，黎明迎接的是朝阳。
我是迎着黎明出生的
但遗憾的是，黎明不一定就美好，朝阳不一定就灿烂。而迎接我的，是太多的苦难和不幸。
自从我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遇到的就是饥饿。据母亲和奶奶讲，我出生不久，母亲因营养不良，就没有了奶水，我整天哭闹。大人只好用煮熟的红薯，咀嚼后一口一口喂我，才止住了我的哭闹。
由此说来，我是吃红薯活下来的。
在我的整个成长发育期，几乎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没有吃过饱饭。特别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又赶上了大饥荒饿死人的年份。
据说我那时侯的形象，几乎与前些年电视上出现的非洲难童相似：头大肚子小，身上净显排骨，走路摇晃。
可以想象，在家中爷爷和叔叔都被饿死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活下来，应该算是万幸了。
三
更为糟糕的是，既是难得吃进去的一点食物，又被满肚子的蛔虫汲走了。
我小时候经常肚子疼，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父母当时虽然也找了很多偏方，但都没有效果，只有在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给我揉肚子，缓解一下疼痛感。
后来经人指点，让吃点打虫药，试试肚子里是不是有蛔虫。于是，母亲就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担上，买了几粒“打虫糖”的药。我记得很清楚，这种糖果园锥形状、上圆下尖。因为蛔虫病大多发生在儿童身上，为能让小孩乐意吃下去，就把药放入糖中，制作成糖果形状，确实挺诱人的。
这种药很有效，吃下去不久，就拉下来了好多条、十来公分长、像蚯蚓一样满地爬的蛔虫。母亲大惊失色，我也既惊奇又害怕，原来肚子里竟长了这么多虫子。
后来又多次吃这种“糖果”，蛔虫才逐渐减少，直至彻底消除。
那么为什么会患上这种蛔虫病呢，可能是那时候饥饿难耐，见什么吃什么，吃进去了很多不干净、不卫生的东西，所以肚子里长了这些蛔虫。这也正是我整天肚子疼的主要原因。
我当时非常痛恨这种虫子，因为它在我肚子里肆虐了好几年，它不仅抢走了我吃下去的食物，汲走了本该属于我成长的营养，而且还偷走了我快乐的童年。甚至我把身体后来没能长高的罪责，也归结到这种虫子身上。
四
由于身体缺乏营养，疾病相继而生。
就在我彻底战胜了蛔虫，喜望能长高身体的时候，又出现了“脱肛”的毛病。
脱肛病，就是大便时大肠随粪便下来，大便后大肠回不去，掉在了肛门外。这种病既痛苦又讨厌，大肠掉在肛门外回不去，是很难受的。所以每次大便时都需要母亲跟着，大便后由母亲用手指将大肠推回去。
那时我大概十来岁，已经上学。因此我不敢在学校拉屎，只能憋着回到家里拉。
多灾多难的童年
父母为此到处找偏方。其中一个偏方是坐热土坯砖。就是将农村盖房子用的大土坯，在灶堂里烧热，拿出来后垫一块布，让我坐在上面，直到砖坯冷却下来为止。
同时还为我找来了另一个偏方，就是喝老鳖汤，也就是王八汤。我们那一带，都把王八叫老鳖。那时候还比较愚昧，把王八当作不洁之物，再穷再饿也不吃王八。所以价格非常便宜，两三斤左右的大老鳖才两三毛钱。为此父母过一段时间就买一只回来，炖熟后，让我连肉带汤一起吃掉。对于这种“偏方”，我是非常喜欢的，我难得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口福。
在上述两种偏方的治疗下，我的脱肛病竟然真的好了，解除了我的一大痛苦。
五
然而，更大的灾难不久又向我袭来。
记得是我十一岁那年的冬天，好像是春节前刚放寒假没几天。家里人都在忙着备置年货，而我与其他小朋友在外面疯玩。疯得满头大汗回了家，在堂屋房檐下脱掉了棉衣。可能是热身遇凉气反差太大，加之又是房檐下的过道风而受凉。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并且烧到43度，直到昏迷。父母赶紧用架子车连夜将我送到三里外的公社卫生院，进行抢救，并且按当时正流行的脑膜炎治疗。
而这整个过程我都昏然不知。
好在我们家离公社卫生院近，好在送过去的比较及时，好在当时卫生院正好有青霉素类的最佳治疗药物。经过几天的抢救，终于退了烧，我苏醒了过来。
我这场脑膜炎，折腾得全家人没能过成年。
过后医生说，如果晚送过去一两个小时，恐怕就没命了。因为43度的高烧，再多烧一会就会烧死人了。
前几年我查阅资料显示，这次由红卫兵大串联而引发的全国性脑膜炎大流行，是建国以后最严重的流行疾病，死亡率达20%以上，致残率达80%以上。据我所知，我们村子和亲戚朋友中，有多人死亡；致残者主要集中在腿部和耳部，也就是说造成腿瘸和耳聋者俱多。
而我尽管没有严重致残，但身体也受到了伤害，造成了右耳听力下降，也就是耳背的毛病。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我后来当兵。
为此，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为此，我感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