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驾机飞援中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苏联是第一个提出希望中国统一强盛，愿与中国共同预防外患之西方大国，并提议“以中国政府名义邀请太平洋各关系国开一国际会议，商订集合互助协定”①，而美、英、法等国为自身利益计，对日本的侵华采取绥靖政策，甚至在日本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来掩饰侵略的宣传策略下，“日本的暴行竟得了欧美几分的同情”，曾任驻苏大使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欧美人士仇视共产主义之深，有非我们所想象的”。②苏联并提出，若无第三国赞成，可由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苏方“愿助中国五千万元之军械及军用品，中国方面可以货物分期偿还”③。

基于苏联有援助中国之意，南京国民政府派遣航空署军务处处长沈德燮秘密访问苏联。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嘱其协助沈处长与俄政府洽商飞机援华事宜，中方提出的要求是“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并“聘俄飞行员二三十人，将运至新疆的飞机分十余次驾驶到甘肃”。①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立法院院长孙科等相继访苏，除争取苏联军火物资援华外，主要“为促进苏联参战”，②一再表示“兵问题非常重大”，“因时机环境惹起全世界对苏联作战”，②一再表示将尽量以物资援助中国，在给予中国大额且优惠的贷款以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等武器装备的同时，应中国之要求，派遣教官、技师等航空人员来华协助训练和组装、修理飞机，并主动派遣空军作战人员。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苏联未公开地以政府的名义派遣军事人员，而是秘密地组建了援华志愿航空队，在有关文件中使用代号称“伊格列克行动”。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飞机包括重轰炸机、驱逐机于1937年9—10月分批飞往中国，紧接着从各个空军基地选拔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苏联空军政治部审查志愿者的政治面貌，军事部门检验他们的飞行技术。志愿者在阿拉木图集结，然后飞往中国。首批来华的歼击机大队和轰炸机大队加上地勤人员共有254名，“分别组成以马琴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途径凉州时，库尔丘莫夫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普罗科耶夫接替指挥战斗机大队。”③“首个歼击机大队中有著名的飞行员谢列兹涅夫、巴纽施金、杰米多夫、普恩图斯、列米佐夫、如考茨基、卡扎琴科、考涅夫、巴尼恩、韦施金等人”。④“1937年10月24日，后续派往中国的支援人员共有447人抵达阿拉木图。其中有飞行员、航空工程师、航空机械师、无线电专家、气象专家、机场管理人员、密码译电员、司机、工程师，与机组配套的工人和医生。这两批志愿者的到来，在1937年中国共有苏联空军志愿者701人。”①苏联航空志愿队队员库德莫夫回忆说：“在兰州，我们的‘雄鹰’被粉刷一新，画上中国标记，穿好衣服，我们穿上了中国的飞行连裤装，胸口印着红绸边带子的白色标牌。”②所有飞机均除去苏联标识，重新涂上中国空军机徽，飞行员佩带的白色标牌上以中文写明“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自1937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派遣了1091名飞行员，配以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连同各种空、地、勤、政工人员，共计3665人。③“苏联航空志愿队队员主要来自外贝加尔军区和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部队，也有少量来自哈萨克、巴库和乌克兰地区，入选人员集中到莫斯科的如可夫斯基空军学院集训，然后以平民身份集体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阿拉木图……所有人员临行前必须保证杜绝向家人和朋友吐露来华行踪”，“他们来华后，其真实军人身份对外界严格保密，以化名方式外出”。④苏联航空志愿队自阿拉木图飞抵兰州，然后转场南京、汉口、南昌、成都等机场，与中国空军协同作战。中国空军经1937年8月、9月、10月三个月连续不断的激战，旧有飞机差不多损耗殆尽，人员伤亡亦大。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抵达中国，及时补充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此外，苏联还在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开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培训中国空军人员，帮助中国飞行员掌握操纵苏制驱逐机、轰炸机的技能。据统计，到1939年夏，受过苏联志愿队轮训的中国飞行员已达1054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射手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①

二、战斗在中国上空

首批到达中国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2月1日到达南京机场，当天便五次升空作战，直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当日军从海陆空三面加紧包围南京的同时，得到苏联军事援助的中国空军有意袭击上海日军军舰和上海机场，苏联志愿航空队也正有此意。马琴轰炸机大队进驻南京机场后，经严谨的部署，以9架轰炸机的机群展开了对上海的袭击，“击沉了1艘日军巡洋舰，2艘运输舰；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还烧毁了许多停在机场的日军飞机”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南京失守后，中国空军包括苏联航空队迁驻于南昌、武汉两地，苏联航空队以南昌、武汉为基地，或单独或协同中国空军展开了对日作战。至1938年初，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占据了中国华北、华东的许多机场，随着战线的拉长、活动半径的扩大，日本空军投入中国的兵力也逐渐增加，并将其作战部队改为飞行战队，废除联队、大队之编级，每一战队辖2—3个中队。12月，在中国之日本陆军航空兵力，“计有10个战队，3个独立中队，共为28个中队，其中重轰炸机7个中队，飞机63架，轻轰炸机6个中队，飞机72架，侦察机11个中队，飞机105架，驱逐机4个中队，飞机42架，合计各型飞机282架”；日海军航空兵力，至1938年10月，“计有陆上部队4个航空队，舰上部队3艘航空母舰，6艘水上机母舰，合计各型飞机273架”。②1938年6—12月间，中国空军战列部队，“计侦查中队1个，轰炸大队3个（第一、第二大队，志愿轰炸第一大队），驱逐大队5个（第三、第四、第五及志愿驱逐第一、第二大队）”。③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由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战略调整为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空军之作战亦改以政治攻击为主、战略攻击为辅，对中国重要城镇、文化商业中心实施普遍轰炸，企图破坏中国各城镇中心，摧毁中国各重要设施，以瓦解中国人的精神意志，动摇中国民众的抗战决心。

中国空军“自武汉会战结束以后，由于损失过重，除以一部驻防赣南、川东，担任各地区之防空任务外，主力均后调整训”。经1939年整训后，中国空军的及时加入战斗，充实了中国空军的力量。1939年整训后，中国空军“作战部队计有7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4个志愿大队（第一、二、六、八等4个大队为轰炸大队，第三、四、五等3个大队为驱逐大队），共有飞机135架。嗣经补充，总共有飞机215架”。②1938—1939年是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华主要作战阶段，参加了以汉口、南昌、重庆为基地的对日空战，有效地保卫了武汉、南昌、成都、重庆等地，多次袭击了日本海、陆军的机场、码头和阵地，并奇袭台湾。“1938年2月，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已有战斗机、轰炸机各3个大队。同年9月，因作战消耗，减为各2个大队。1939年上半年，在华苏联志愿航空队仅有1个战斗机大队。同年7月以后，兵力猛增为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1940年6月，又只剩下1个战斗机大队，直至1941年全部撤离中国。”③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三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民国空军的航迹》，《正义之剑——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史话1937—1945》等文献，结合时间和地点，将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在华作战情况略述如下，分迎战和主动出击两方面行动。就迎战而言，先后参加的战役主要有南京空战、南昌空战、武汉空战。

南京空战：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后参加的首次空战。12月1日，普罗科耶夫领衔23架E16式战斗机大队、基达林斯基领衔20架CB轰炸机大队先后飞抵南京。当日，苏联战斗机五次升空迎战，击落日机3架，自损飞机2架，1名飞行员牺牲，1名飞行员跳伞生还。12月2日，志愿航空队的9架轰炸机从南京飞往上海，轰炸了日军机场和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船，1艘巡洋舰、2艘运输舰中弹沉没。日军高射炮击中1架轰炸机，领航员牺牲，驾驶员负伤驾机返回南京。12月3日，日本集陆军航空队12架战斗机、10架轻轰炸机和海军航空队9架战斗机、6架轰炸机联合突袭南京。苏联航空队同中国空军一起升空拦截敌机，这是一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空战。在南京保卫战中，中苏飞行员总计击落日机20架，并对侵犯南京的日军实施了多次袭击。南京失守后，苏联航空队随中国空军一起撤往汉口、南昌等地。

南昌空战：南昌是战时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南京失守后，迁驻此地的有中国空军第三、第四、第九大队各一部及苏联航空队的轰炸机大队、战斗机大队各一个。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日空军对南昌发动了多次空袭，中苏空军联手予以还击。《民国空军的航迹》对发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的历次空战作了简要的介绍：1937年12月9日，敌轰炸机多架在其14架驱逐机的掩护下，大举空袭南昌，中国空军第九大队第二十六中队4架驱逐机升空迎战，击落敌九六式舰上战斗机1架，自损飞机2架。12月1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战斗机9架、攻击机12架空袭南昌，中苏飞机升空应战。12月22日，日海军航空队出动战斗机12架、攻击机11架袭击南昌新机场，苏联航空队以E16战斗机起飞迎战，击落敌机1架。1938年1月7日，日海军航空队出动战斗机9架、攻击机15架再袭南昌新机场，中苏飞机起飞拦截，击落敌九六式战斗机1架，日……

注释

①《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自南京呈蒋委员长对于苏联提议共同预防外患之步骤三项具申意见意见书》(1937年7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25页。

②《蒋廷黻在中央大学作关于〈日苏的关系〉讲演》(1938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13页。

③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26页。

①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65页。

②同上书，第469页。

③高晓星、时平编著：《民国空军的航迹》，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④雷融开：《正义之剑——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史话1937～194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①雷融开：《正义之剑——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史话1937～194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页。

②[俄]丘多杰耶夫：《在中国上空(1937—1940)：苏联志愿飞行员回忆录》，第134页。转引自自张建华：《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第113页。

③转引自自张建华：《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第112—113页。

④同上书，第113页。

①蒋妙玉主编，赵大川编著：《中国对日空战画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①雷融开：《正义之剑——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史话1937～194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②《空军作战经过概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03页。

③同上书，第103页。

①②《空军作战经过概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09页。

③高晓星、时平编著：《民国空军的航迹》，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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