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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真正的死穴:不是打不过日本,是搞不定自己人

晚清朝廷内部,东南的总督们跟北方满洲文官一直没有采取共同的外交政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塞防与海防之争。背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了争夺太平军失败以后的胜利果实,包括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职位。

一、为苏松减负,可惜嘴没跟上李鸿章没有意识到,他的最有利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他的军事基础是淮军,北洋总督已经掌握在手里,也就是说江淮和燕齐都在他掌握之下,只要再掌握南洋,也就是两江总督的位置,这一点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在太平军已经快要灭亡的时候,左宗棠的部队从浙江北上,李鸿章的部队从上海西进。论军事实力,洋枪洋炮,李鸿章比左宗棠强大得多。左宗棠虽然跟李鸿章不和,但是还是不得不向李鸿章求援。
苏州是李鸿章攻克的,他本可以在苏州士大夫面前以救命恩人自居,但是正如他没有把英国的外交关系处理好一样,他也没有跟苏州士大夫处理好关系,没有及时安抚苏州士大夫的虚荣心。所以尽管他收复了苏州,而且以战争为理由一举解决了从贾似道、朱元璋以来,顾炎武等人多次抱怨过的苏松重赋问题。其实从南宋开始的,尤其是在朱元璋以后,明清帝国的财政严重依靠苏州的赋税,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赋税,是最重的,让吴人始终感到不公平。

吴越民间通常是怀念张士诚的,也是因为张士诚和蒙古帝国没有用这种明显不公平的苛税对待他们,而朱元璋则像是征服者一样盘剥吴越。满洲人入关以后,因为北京的朝廷依然要依靠运河运来的粮食,要依靠苏松地区的财政支持,因袭了明朝的政策。
但是随着英国引入了海关以后,赫德爵士主持海关工作,使得海关的管理水平达到了欧洲标准,财政能力足以支付赔款,还能够资助北洋舰队和各种近代化事业。欧洲人组织的海关可以说是远东近代化的一个大本营。

在这个前提下,朝廷不必再依赖苏松地区的赋税。所以,在主要是李鸿章的推动之下,苏松大面积减税,部分地恢复了公平税收的标准。按说,做了如此大的贡献,就像是吴越地主送了一份大礼。
只要在次要的问题上不跟吴越士大夫作对,比如说不要冒犯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和对科举的重视,外交手腕高明一点点,双方能够和睦相处,英国人和吴越士大夫都站在李鸿章一边,再加上淮军势力和北洋大臣的势力,把左宗棠的湘军堵在内地,李鸿章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他在这方面表现得有点轻佻。

二、瞧不上的人,恰恰最不能得罪如果说他对英国和欧洲表现得是愚昧无知,远远不像穆罕默德阿里总督那样了解欧洲的话,那么对吴越士大夫的态度就是有点轻狂。
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李鸿章自认为是一个合格知识分子,不像左宗棠那样学历不够。而他又更了解洋务,也有理由瞧不起像翁同龢那些虽然学历够了,但是只了解儒家的传统知识,不了解欧洲知识的人。

在他看来,那些人都是外行。一直到甲午战争时代,他都是持这种看法。这个看法并不是错误的,翁同龢和他的弟子完全不了解近代海军技术,尽说外行话,比如什么海军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游荡在海上不去作战之类的,李鸿章用对付小儿科的手段,给他们普及了一番存在舰队的理论,解释了日本舰队和清国舰队各自的优劣。清国舰队靠的是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火力优于日本军舰,铁甲也更厚,但是因为出厂年代比较早的缘故,航速慢,主要就是由翁同龢以及左宗棠的作对,把购买新军舰的钱挪用了。

三、派系斗争影响了北洋舰队光绪十五年以后,清国就没有买过新船,而当时正是军舰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几年时间就能问世一代拥有更先进技术的军舰,新一代的军舰普遍有更好的锅炉和速射炮技术。所以,日本人尽管火力和铁甲不如清国的主力舰,但是他的船航速快,而海上作战,最重要的就是航速快。开得快,失败的时候敌人追不上你,进攻的时候敌人跑不了。双方的船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清国的舰队最好不要进入到海岸里面去,否则航速慢的弱点会被海岸的复杂地形放大。而依托铁甲和火炮打击敌船的战略,反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容易实施。

甲午海战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大东沟海战的时候,虽然清军失败了,但是打硬仗是很不错的,因为经费不足,海军用的炮弹都是用的国产黑火药而且大部分是实心弹,而日本用的是烈性炸药的开花弹。就这样清军的炮弹还重伤了日本旗舰松岛号。清国的炮弹命中率比起日本舰队是更高的,定远和镇远尽管挨了很多日本炮弹,但是铁甲很厚,一直没有被打沉。清军虽败,但是并不是彻底失败。

照欧洲标准来讲,如果这是全世界第一次铁甲舰海战,清国人的表现是很不错的,完全不像是后来的宣传那样什么炮管上面晾衣服,管带养姨太太、抽大烟。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清军的训练水平和海军素养一点都不落后于日本。甚至比后来对马海战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要好一点。清国只是打败了,损失比日本人大一些,但是双方的舰队都是主力带伤撤退,而没有像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那样,沙俄海军全军覆没,联合舰队全胜而归。

这些表现都说明,李鸿章工作做得还算是可以的,只是如果让琅威理还负责指挥北洋舰队,情况会更好一些。如果左宗棠和翁同龢没有捣乱,光绪十五年以后仍然跟日本人一样购买新的快船,那么朝鲜东学党起义是不会引发甲午战争的,日本人会像在《天津条约》一样主动做出让步的。
四、有望联合的盟友都成了对头但是李鸿章没有这么做,他用比较轻佻的态度对付吴越士大夫。吴越士大夫批评他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学历,却被他毫无原则地提升,然后搞腐败、奢侈享受。其实这些事情他本来可以用拍马屁之类的方式应付过去,而他却不断嘲笑那些人不懂洋务,只有他懂,过去的老黄历说不得了,只会读四书五经已经没有用了。

这使得以科举为命根子的苏州士大夫觉得,如果让李鸿章进一步掌权,恐怕会威胁儒家价值观和科举制本身。于是形成了清流和洋务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两个集团的矛盾实在是意义之争,清流反对洋务其实大多数都是出于误会,而洋务反对清流,根本上就是自认自己有钱有势,瞧不上那些只会读书和说空话的穷书生。但是,这些穷书生确实是科举精英,也是儒家传统的代表,在帝国内的实力不可小觑。

四、伴随甲午战争彻底倒台如果李鸿章首先能了解欧洲局势,其次擅长搞帝国内的外交,能够协调吴越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把吴越士大夫拉过来,他可以通过收买一部分,而且他本人也出身士大夫,如果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像日本人后来在朝鲜人中所做的那样,安排一些士大夫子弟学习洋务,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
而不是像士大夫指责的只用一些市井之徒或者是只贪图利益而没有受诗书熏陶的工匠和商人来办事,接受一批具有儒家士大夫背景的年轻秀才,让他们一面学习西洋文化,一面替他办事,充当协调双方的润滑剂,后来的情况会好得多。

由于这两方面的失败,左宗棠又取得了翁同龢和吴越士大夫的支持,其实左宗棠跟吴越士大夫的矛盾比李鸿章还要大,只不过是因为李鸿章掌权的时候,把这两个集团都压得很厉害,让两个集团共同反对他。

满洲蒙古的内亚外交跟李鸿章和北洋总督面向英国的欧洲外交南辕北辙,双方没有共同利益。李鸿章根本不觉得,在海军万能的新时代,维持蒙古帝国时代的内亚边疆意义何在。但是这一点却是包括慈禧太后在内满洲蒙古贵族最关心的事情,李鸿章对这一点的轻蔑是很失策的。
左宗棠发动了满洲蒙古贵族,强调说新疆关系蒙古安全,蒙古关系满洲安全。而李鸿章只关注东南沿海,完全忽视了大清国的根基在内亚,所以一定要把海防经费夺过来,平定新疆。英国极力劝说清政府不要出兵新疆,让阿古柏的哲德沙尔国变成印度的外藩,像阿富汗一样在印度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做反俄的缓冲国。

阿富汗变成中立国,成为英国的藩属,英印帝国在财政上给予阿富汗支持帮助其维护统治,封锁俄罗斯边境。最后,英俄两国达成协约,确认阿富汗作为一个中立存在。当时阿古柏的外交政策是亲英而远俄,因为英国人不像俄国人贪占土地,所以他很渴望像阿富汗一样成为中立国。左宗棠一定要消灭他,收回整个新疆。
收回新疆就意味着把李鸿章手里的海防经费拿回来,交给左宗棠作为新疆军事行动的经费,这样可以维护蒙古的侧翼边境,而蒙古又维护了满洲的侧翼边境。这样就使得湘军跟满洲和蒙古结成联盟,共同打击李鸿章领导的淮军。

结果清国不顾英国的反对,重新占领新疆,破坏了英国的阿富汗计划,也使得李鸿章没有能够得到足以压制日本的海军力量,北洋舰队的建设趋于停滞。这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清国最有权力的就是入关的满蒙贵族和掌握朝廷大多数重要官位、影响力最大的吴越儒家士大夫。但是李鸿章觉得自己能力最强,论学问他比左宗棠要高,论军事和技术他也是清国的一流。

他既瞧不起满蒙贵族,把他们看成文盲;又看不上吴越士大夫,视他们为食古不化的清流党,他大幅度地提拔能够办实事的商人和工匠这类人。而这些人是不擅长科举的,要做官要花钱买,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觉得他们不是正统人士,更加瞧不起,满蒙贵族觉得这些是市井之徒,也看不上。
偏偏这些人在李鸿章的保护之下,通过办洋务又发了大财,比无论是统治核心满蒙八旗子弟还是科举精英都要更有钱,嫉妒、利益冲突,再加上自身的哦虚荣,导致了李鸿章在清国内部的外交当中失势,因此甲午战争不得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