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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赵构扶上皇位,却被皇帝亲手赶出朝堂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扬州城外。一个六十岁的宰相被御史追着弹劾,仓皇出城。他没有兵权,没有战功,两年前还是大宋的右仆射,与黄潜善并列的当朝第一人。赶他走的诏书,出自他曾亲手扶上皇位的那个人。"伯彦与潜善同相位……维扬之变,天下归咎于二人。"(《宋史·汪伯彦传》大意)
他叫汪伯彦,字廷俊,徽州祁门(今安徽祁门)人,生于熙宁末年至元丰年间(约1069年),卒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约七十三。早年登进士第,历州县官;靖康元年(1126年)知相州,时康王赵构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于相州,伯彦供亿馈饷,入为大元帅府参谋,自此成为赵构身边最早的近臣。
建炎元年(1127年)拜同知枢密院事,旋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左仆射黄潜善共掌朝政;力主南幸,排抑李纲、宗泽北伐之议,凡两河忠义民兵请援多不报。建炎三年初金兵南下,二人匿军情不以闻,高宗自扬州仓皇渡江,士论大哗,遂罢相,责授散官,安置江州;后起知洪州、宣抚湖南江西、知宣州、知池州等,不复大用。《宋史》以其与黄潜善同传,列入南渡初误国者之列。

他的起点,是一个在州衙里等到了亲王的人《宋史·汪伯彦传》开篇记得很平:"汪伯彦字廷俊,徽州祁门人。"没有显赫门第,没有军旅资历,没有战功可恃。他唯一的本钱,是一个知州的官印,和一次恰好停在相州的亲王车驾。随后有了决定他一生定位的一件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赵构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于相州。一个刚从汴京逃出来的亲王,手里没兵、没粮、没底。汪伯彦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全州的粮草、甲仗、簿籍捧了上去。
"伯彦见康王,陈河北利害,且具刍粮以献。"(大意,《宋史·汪伯彦传》),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迎送,是一次精确到日的政治投资。 他知道汴京守不住,也知道这时候谁给亲王一口粮,将来谁就有资格站在新朝的朝堂上。他要的不是赏赐,是让“汪伯彦”这三个字写进赵构的记事里。它写进去了,而且写在第一页。后来所有骂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赵构能活到即位那一天,相州那口粮,是有份的。

建炎元年,他和黄潜善成了新朝的第一对宰相这几笔必须如实摆在这里,否则对他不公平。
第一件:新朝刚立,没人知道该怎么走。李纲要守汴京、要北伐;宗泽在河北招抚忠义,连上二十四疏请回銮。
第二件:他和黄潜善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东南有粮、有漕、有长江,先南迁,再图恢复。
第三件:这个答案,赵构听进去了。
第四件:于是李纲走了。在位七十五日罢相。
第五件:两河忠义民兵的请援,大多石沉大海。这不是卖国,是一次真实的战略分歧。 他知道北伐喊得响不一定打得赢,也知道南迁说得难听却可能活得下去。他要的不是逃跑,是把朝廷这颗子先放到一个死不了的地方。

建炎三年正月,他把军情扣在了案头这是他一生最该记住的一段,也是最没法替他圆的一段。
第一件:金军分路南下,直指扬州。
第二件:前线告急的文书到了。
第三件:他和黄潜善没有立刻上报。"金人已渡淮,而伯彦、潜善不以闻。"(《宋史》大意)
第四件:高宗是在金骑逼近时才上马的。“帝乘马南驰,卫士皆步,扈从不及。”宫人、内侍、文书散落一路。
第五件:这件事有了名字。后世称“维扬之变”,南宋朝廷最狼狈的一次出逃。
第六件:御史台的弹章雪片一样飞来。二人同日罢相。这不是单纯的昏聩,是他算清了“报了”和“不报”的差别。 他知道报上去,南迁的路线就要被打断,自己的主张就要破产;他也知道不报,万一输了就是万劫不复。他选了后者。他要的不是害皇帝,是让“南幸”这条路走到头。路走完了,他也到头了。

他也有一笔不必替他抹掉的账汪伯彦不是纯粹的坏人。他一生最不体面的几笔,必须写清楚,但也有几笔不该删掉。
第一笔:他确实懂民政。历知州县,长于财赋调度,南渡初东南漕运未溃,有他一份力。
第二笔:他确实没投降。同时代投金、投伪齐的人不少,他始终在南宋这边,晚年仍在知州任上办事。
第三笔:他被罢相之后,还做过几任地方官。知洪州、宣抚湖南江西、知宣州、知池州,一个被天下骂过的人,朝廷还肯用他管民政,说明他并非一无是处。

第四笔:但他确实压了北伐。宗泽的二十四疏、两河义军的求援,在他和黄潜善手里冷了两年。这两年,是华北抗金力量由盛转衰的两年。
第五笔:但他确实藏了军情。这四个字写在正史里,赖不掉。扬州城里那些来不及上马的内侍、宫女、吏员,是为这四个字付出的代价。
第六笔:涂抹不掉的四件事。相州那一批粮草、那道压下去的北伐议、那次匿而不报的军情、那份与黄潜善并列的罢相制,这四样东西,是谁也赖不掉的。
第七笔:他其实早就知道结局。从祁门走出来的那个进士,怎么会不懂“替皇帝选了一条逃路的宰相,路走完了就没用了”这几个字?他懂。他只是赌,赌皇帝念旧,赌南迁是对的,赌自己不用活着看到有人替他背更重的骂名。他赌对了皇帝的命,赌输了自己的名。

绍兴十一年,账单七十三岁才到期他留下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笔:一次拥立。相州的粮草、参谋的名分、南迁的路线,赵构能坐稳龙椅,他有份。
第二笔:一条国策。南幸东南。后来被骂了一百年,但也确实让南宋活了下来。
第三笔:一场狼狈。维扬之变。中国历史上最不好看的几次皇帝出逃之一。
第四笔:一个缺席的谥荣。他没有追封王爵,没有配享,没有祠堂。史书给他的位置,是和黄潜善挤在同一篇传记里。
第五笔:一句迟到的对照。他死的那一年(绍兴十一年),岳飞死于大理寺,绍兴和议签成,淮水—大散关的界线落定,正是他十五年前主张的那条线。

结语汪伯彦这一生,从一个徽州祁门的县衙小吏做到七十多岁死在地方官任上,在相州把粮草捧给一个走投无路的亲王,跟着赵构从河北走到南京应天府,建炎元年拜右仆射,与黄潜善并相,压住李纲的北伐、搁置宗泽的回銮,把两河义军的求援一封一封压在案头,建炎三年正月把金军渡淮的军情报而不发,看着皇帝从扬州骑马南奔、扈从不及,看着御史台的弹章雪片一样飞来,同日罢相,此后十几年辗转洪州、宣州、池州,再也没能回到朝堂中央。
他没有留下什么动人的话。他留下的东西很朴素:一批粮草,一条南迁的路线,一场最狼狈的出逃,和一个永远与别人合写的传记。后世讲南宋初年,常把他和这几个人并称。这四个人其实是四条路:

李纲什么都敢守,所以守住了一座汴京,也没守住七十五天的相位。
宗泽什么都敢喊,所以喊出了三声“过河”,也没喊动那艘南下的船。
黄潜善什么都敢压,所以压住了言路,也没压住金人的马蹄。
汪伯彦什么都敢赌,所以赌出了一个临安的朝廷,也没赌回自己在史书里的独立一篇。
他大概也算过自己的命:算准了相州该留,算准了南迁该走,算准了军情该压,算准了自己会死在一个远离前线的州衙里。唯独有一件事他没算:他知道路可以替皇帝选,却不知道替皇帝选逃路的人,路走完了,也就没有位置了。

至于那句“不以闻”,一个一辈子都在替朝廷算退路的人,最后才发现,这世上最难算清的那一笔,是他亲手扣下的那道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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