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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示好,准备兵戎相见,20-30年代日本对苏联红军的评估(1)

20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苏日关系具有矛盾性质:一方面东京谋求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增长。尽管表面上彼此示好,两国仍密切监视对方的军事潜力,不排除终将兵戎相见。

关于工农红军的情报搜集,在日本帝国由总参谋部第二局(情报局)负责。其对苏侦察机构的主体,是日本各驻外使馆以武官身份作掩护的合法谍报员,驻在奥地利、阿富汗、匈牙利、德国、伊朗、西班牙、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土耳其、芬兰、瑞典、日本各领事馆,以及1932年起的傀儡满洲国;此外还有日本驻关东军、朝鲜军及驻满洲、朝鲜和日本南萨哈林边境地区的各军事代表团。1933年起,无线电侦察在搜集苏联军事潜力情报方面作用显著,尤其是在远东、外贝加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关东军的无线电侦察机构截听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自1935年起及外贝加尔军区的明、密码无线电通信,部分截获内容依靠波兰密码专家解读。日本与波兰针对苏联的侦察合作自1919年起即在双方总参谋长层面进行。

1930-1939年,日本情报部门还借助隶属苏军部队、经苏联武官推荐、精通俄语的帝国陆军军官来研究工农红军。据不完全统计,约40名日本军人曾在白俄罗斯、基辅、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军区的步兵、坦克、炮兵、骑兵、航空兵团实习。他们的报告,连同苏联报刊资料、武官人员会见苏联各人民委员部代表所得、对军事设施与演习的观察,以及来自日本军事情报最重要伙伴-芬兰、爱沙尼亚、波兰(1919年起)、德国(1920年起)等国的谍报和情报,共同构成总参谋部第二局上报国家军政领导层的报告的基础。

日本军事侦察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即研究红军。早在内战初期外交关系破裂、日本参加对俄外国武装干涉之时,其军情机关便密切关注苏俄的军事建设,评估苏俄领导层利用红军解决远东、蒙古和中国对外政策任务的可能性。

1920年日军守卫哈巴罗夫斯克

尽管日本领导层担心莫斯科意图“使远东邻国布尔什维克化”,1922年初,驻苏俄总参谋部情报站站长小畑敏四郎少校仍从柏林向东京报告:苏俄政府并无此类意图,且正谋求与主要国家建立广泛接触。鉴于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对日本不利,会议确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已形成的力量对比,日本政府于1922年6月23日决定从苏俄滨海地区撤军,并开始与莫斯科谈判恢复外交关系。

1923年2月日本批准了修订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其中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对美作战。苏联也被列为可能之敌,但《方针》的起草者认为应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在防务领域维持均势。基于这些设定,日本军事情报部门密切注视1924—1925年苏联军事改革的进程,试图判明红军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战斗力水平。根据所获情报,日本总参谋部相应修正了可能对苏作战的设想。1924年底,日本陆军省发行手册《帝国及世界主要国家陆军》,其中反映了自1923年起将苏联若干步兵师按地域原则改编的情况。据日方情报,到1924年底,红军58个步兵师中已有27个(实际为28个)完成改编;每师编制人数为现役1469人、预备役2667人。苏联动员能力估计为300万人,但指出战争初期部队展开将受到武器装备和弹药不足的制约。

1925年3月21日,日本情报部门《外国现状》报告汇总了苏联军事改革的阶段性成果。按日方估计,工农红军人数因技术兵种和辅助部队缩减而从60万降至56.2万;地方步兵师数量则由1924年的21个增至27个。

日本侦察部门注意到远东和外贝加尔的部署:步兵第18、第19军下辖3个步兵师、2个独立旅、4个航空支队和3个装甲列车。

总体上,日本侦察部门并未看到苏联方面对其在远东利益构成威胁。因为1925年1月20日在北京签署《苏日基本关系公约》时,莫斯科承认继承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的义务,并保证日本在苏属北萨哈林的石油煤炭开采权。

1922年红军炮兵部队训练

日本总参谋部以侦察部门关于苏军展开能力的结论为基础,修正了对苏作战方案。按1926年动员计划,以既有的17个师为基干新编32个步兵师,其中3个用于滨海方向作战,10个用于东北北部。必要时再从南满抽调关东军5个步兵师增援;但帝国军队向北满调动的难题是铁路网不发达。日方总参谋部估计,红军能在当面摆出10个步兵师。

总体看,直到1929年,日本领导层并不把红军视为能在正面匹敌己方军队的力量。但鉴于日本“西伯利亚远征”(1918-1922)失败的教训,日本总参谋部到1932年前制定作战计划时仍以下述设想为出发点:红军一旦进攻东北,日本即从本土和朝鲜向东北南部抽调陆军步兵师和关东军独立警备队5个步兵师,将该集团集中于长春,经哈尔滨向齐齐哈尔推进,并在那里给予决定性打击,其辅助突击方向为南乌苏里边区,随后将战斗行动移向外贝加尔。

苏联领导层则确信“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对苏联领土及天然财富(渔场、森林、石油、煤炭)提出无理要求,充当着苏联最凶恶的敌人、英国在亚洲反苏联合行动中的盟友”;但直到1932年,日本并未在亚太地区扩充军队数量。

随着国际形势趋紧,苏联政府于1928年夏审议、1929年7月批准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框架内的红军现代化纲要:工农红军在兵力上“在主要战区不逊于最可能之敌”;在装备上“在两三种决定性武器方面强于敌人”,即空军、火炮和坦克;重点是军队技术换装-换装现代型号火炮(营属、高射、远射程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大口径机枪、化学兵器、坦克和装甲车,并消除航空工业落后状况。计划到1933年春把红军动员能力提高到300万人、坦克4500-5500辆、飞机3501架。1931年1月,这些指标又作了向上修正,改为在数量上确立对可能之敌的优势。

尽管日本侦察部门未能及时识破克里姆林宫关于红军现代化的决定,1929年仍成为其评估苏联武装力量的转折之年。关东军驻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1927-1930年)河本大作大尉在观察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苏军行动后得出结论:工农红军已成为一支堪与日本陆军匹敌的力量。令他印象尤深的是:轰炸航空兵对铁路枢纽和中国人营房的高效率打击;苏联步兵在零下20摄氏度下4天推进200公里的能力;高中级指挥员的高战术素养。结果,自1930年起,日本各级侦察机构都接到任务:积极跟踪苏联政府落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种措施,从对苏作战角度评估苏联军事威力,研究东北、朝鲜、滨海和外贝加尔等可能作战地域。

1929年5月1日红场阅兵中的БА-27装甲车

1931年5月,日本情报部门编制了《从与日本陆军比较看红军的组织与装备》,确认红军已转向新的组织编制结构,部队大量装备坦克和航空技术装备,苏联拥有了实施化学战的手段。据军事情报,工农红军组建了4个机械化旅、3个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和坦克连,骑兵军内出现装甲汽车分队。日本武装力量在组织和数量上不仅坦克兵,而且化学兵都逊于苏军。报告起草者认为,日本陆军对化学战的准备处于低水平。

日本军事情报还注意到两国陆军在机枪和火炮配系上的不均衡:与日本步兵师相比,红军步兵师的重机枪多3.5倍、火炮多1.3倍。

关于空军,专家指出:“苏联航空工业的生产能力使其在1929年能够生产约600架飞机,而今天必须承认其航空兵力已有显著增长……苏联航空工业……已能生产现代化、有竞争力的航空技术和航空发动机。”日本人认为,苏联空军加强最明显的证明,是1927—1931年间航空兵大队数量翻了一番——从85个增至170个。他们得出结论:“1923年起实施的军队改编与重新武装的目标-把红军建成世界最强军队之一已基本实现”。

总的来说,1925-1931年日本总参谋部掌握着关于苏联军事潜力的大量情报。其第二局查明了红军几乎所有部队的部署和飞机数量,但高估了装甲坦克技术装备的数量。这正如1933年红军情报部部长Я.К.别尔津向国家领导层报告所言,部队部署和编成到1932年“不是秘密,并已正式通报给驻苏外国军事代表”。此外,日本侦察部门还大量利用苏联报刊。与此同时,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向日方提供假情报时,篡改了部分送往东京的数据。

1934年红场上空的特勃-3轰炸机机群

1920—1930年代之交,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北北部资源丰富地区(东京认为苏联正蓄意扩大在那里的影响)确立控制权。尽管日本领导层对是否有必要夺取这一地区存在分歧,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仍在中国东北铁路挑起事端,随后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策划挑衅时,该军司令部得出结论:苏联不会干预即将发生的冲突。

作为对这场侵略的回应,莫斯科开始出于防御目的增强贝加尔湖以东的部队集团,并将其从西部调来增援。1932年1-4月,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步兵师从6个增至10个,2个旅扩编为含机械化师的师。全军总兵力从3.9万人增至11.3万人,装甲坦克技术装备从40辆增至276辆。

日本总参谋部和关东军国外侦察机构及时发现了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加强。总参谋部1932年4月18日《苏联通报》估计,苏联贝加尔湖以东的兵力集团为8-11个步兵师和8-10个骑兵团。“航空支队的编成正在扩大……坦克数量达150—200辆,且有进一步增大的计划”,通报作者指出。

军事情报查明的苏联在与东北接壤地带的兵力增强,促使日本政府于1932年8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帝国对苏方针并修正国策。众所周知持军国主义倾向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利用“北方威胁”论,坚持要国家准备对苏作战;但首相兼海相于1932年8月27日说服政府对苏采取“安抚”政策,避免与之军事冲突。

30年代红军演习中的T-26坦克

内阁的决定以情报材料为依据,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对东京持中立立场的苏联领导层希望避免在远东边界发生公开冲突。何况远东的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东京。1932年9月,关东军和朝鲜军的6个步兵师按日方估计对阵的是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在贝加尔湖以东的8个步兵师(实际11个)、250辆坦克(实际733辆)、100架作战飞机(实际267架)。

日本领导层1933年10月选定的路线经五相会议-由首相、财务、外相、陆相、海相组成的专门危机机关确认。荒木再次主张对苏施加压力以消除来自其远东兵力集团的潜在威胁;海相则表示,在世界经济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应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并以外交手段推动莫斯科把对外政策重心从中国转向近东。海军的立场得到外务省完全赞同,外务省认为同苏联关系正常化是顺利解决北萨哈林石油、煤矿租让开采、苏方向日方提供远东渔业租让以及降低边界军事紧张等问题的前提。

陆军集团的侵略性姿态不仅源于其决策的独立性和荒木围绕“苏联威胁”愈演愈烈的歇斯底里,还在于:陆军司令部掌握着苏满边境苏军兵力集团增长的情报,却没有关于苏联意图的文件依据,只能从苏联可能进攻东北这一假设出发。虽然1933年总参谋部第二局再次确认莫斯科在远东的军事准备具有防御性质,但仍得出结论: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完成后,苏联将能公开干预日本在大陆的政治。令总参谋部特别不安的是,1934年特勃-3重轰炸机被调到滨海地区南部,该机可打击东北、朝鲜和日本境内的目标。

1935年苏联海报-苏联边界的忠实守卫者工农红军万岁!前景就是T-35坦克

关东军进逼苏境更加强了莫斯科对东京侵略意图的猜疑。1932年5月,红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在关于制定新动员计划给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报告中,把日本列为最可能之敌之一,能在1933年春为进攻苏联摆出36个步兵师、7个骑兵旅、600辆坦克和1900架飞机。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他1935年2月25日在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记录中写道:“评估波德兵力时必须考虑到,德国和波兰没有日本参战未必会对我开战。因此必须不依赖西方战线,在远东预置足以独立对日作战的兵力”。

苏联方面面临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促使苏方在1933-1935年作出关于加强红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扩大空军和机械化兵的决定,由此陆军人数、步兵部队的火炮、汽车运输和无线电通信配系都应增强。1933-1938年作战飞机数量增至2.8倍,装甲坦克技术装备增至4.1倍,从而得以组建机械化军和重轰炸机军。1935-1939年工农红军转为统一的常备军员额补充制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