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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被骂“猴子”的绅士,如何用20年憋出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1859年11月24日,伦敦一家书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队。首印1250册《物种起源》在半天内被抢购一空。买书的人里有科学家、神职人员、贵族,也有普通市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本书将彻底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
而写出这本书的人,此刻正躲在他位于肯特郡唐恩村的庄园里,胃病发作,呕吐不止。他叫查尔斯·达尔文,那一年他50岁。距离他乘坐“小猎犬号”出海,已经过去了28年。
一、一个“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格兰什鲁斯伯里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名医,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更是18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和诗人。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出身,达尔文应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父业,成为一名体面的医生。
但年轻的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期间,他目睹了两场没有麻醉药的手术,病人凄厉的惨叫让他从此对医学心生恐惧。父亲无奈,又把他送进剑桥大学读神学,指望他将来做个乡村牧师。

剑桥时期的达尔文,依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热衷的是收集甲虫、打猎、和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一起野外考察。他的成绩平平,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植物学教授亨斯洛。正是亨斯洛的推荐,让达尔文在1831年获得了以“绅士博物学家”身份登上“小猎犬号”的机会。
那年他22岁。父亲起初反对,认为这趟航行“浪费时间”。但达尔文坚持要去。这一去,就是五年。
二、五年航行:从神创论信徒到怀疑者
“小猎犬号”的旅程,是达尔文人生的分水岭。他随船绕过南美洲最南端,深入加拉帕戈斯群岛,横跨太平洋,抵达澳大利亚和非洲。五年间,他收集了数千件标本,写下了数十本观察笔记。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同岛屿上的雀鸟,喙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粗壮,适合咬碎硬壳种子;有的细长,适合啄食昆虫。这些雀鸟明明生活在相隔不远的岛屿上,为什么会有如此精细的差异?
在南美洲,他发现了巨大的树懒化石和犰狳化石,它们与当地现存的树懒和犰狳形态相似,却又明显不同。为什么灭绝的物种和现存的物种之间,会有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些疑问像种子一样埋进了达尔文的脑海。但当时的他,仍然相信物种是上帝创造的,是固定不变的。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未见过任何证据,能证明物种会发生改变。”
三、马尔萨斯人口论带来的“灵光一闪”
1836年,达尔文回到英国。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博物学家,但真正的思想革命才刚刚开始。
1838年9月28日,达尔文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突然被一个念头击中。马尔萨斯说,人口增长总是快于食物增长,因此必然导致生存竞争。达尔文想:如果把这个逻辑套用到自然界呢?
所有生物都在拼命繁殖,但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哪些个体能活下来?那些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它们活下来,繁殖后代,把有利变异传递下去。久而久之,微小的变异积累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物种。
这就是“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达尔文激动地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棵“生命之树”,在旁边写下那句著名的话:“我认为,物种不是独立创造的,而是从其他物种演变而来的。”

四、20年磨一剑:为什么他迟迟不发表?
从1838年想通自然选择,到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中间隔了整整21年。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理论已经成型,为什么拖这么久?
原因很复杂。首先,达尔文是个极其严谨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理论会引发巨大争议,所以必须用海量的证据来支撑。他花了8年时间研究藤壶,发表了四卷本专著。为什么研究藤壶?因为藤壶的变异极其丰富,是验证自然选择理论的绝佳材料。
其次,他身体不好。从航行归来后,达尔文就饱受胃病、头痛、心悸的折磨。他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常常连续几天卧床不起。有人猜测他得了南美锥虫病,有人说是焦虑症,至今没有定论。
第三,他害怕。他知道自己的理论会冲击基督教信仰,会让很多人愤怒。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就像一个凶手,在承认罪行之前,内心充满矛盾。”
直到1858年,一件意外发生了。一位叫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的年轻博物学家,从马来群岛寄来一篇论文,提出了和达尔文几乎一模一样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震惊了。他不想被指责剽窃,也不想让华莱士独占功劳。在朋友们的调解下,两人的论文被联合提交给林奈学会。一年后,达尔文终于出版了《物种起源》。

五、一场持续百年的“猴子”骂战
《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成了英国最受争议的人。支持者称他是“第二个牛顿”,反对者骂他是“猴子先生”。最著名的交锋发生在1860年的牛津辩论会上。主教威尔伯福斯嘲讽赫胥黎:“请问,你是从祖父那边还是祖母那边,继承了猴子的血统?”赫胥黎冷冷回答:“我宁愿做猴子的后代,也不愿做一个用天赋来掩盖真相的人的后代。”
达尔文本人却极少公开辩论。他躲在唐恩村,继续做实验、写书。他研究兰花如何吸引昆虫传粉,研究蚯蚓如何翻动土壤。他写了《人类的由来》,明确表示人类也是演化而来的。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对自然的好奇。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唐恩村去世,享年73岁。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紧挨着牛顿。一个研究“猴子”的人,最终和物理学之父躺在了一起。
六、达尔文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进化论
今天,进化论早已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石。但达尔文留给我们的,远不止一个科学理论。
他留下了一种思维方式:不迷信权威,不预设结论,用观察和证据说话。他留下了一种工作态度:为了一个想法,可以默默积累二十年,可以忍受病痛和争议。他还留下了一种人格力量: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依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当然,他也不是完人。他的理论曾被曲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借口。他本人也有时代的局限。但正如科学史家所说:“达尔文不是第一个想到进化的人,但他是第一个用如此详尽的证据,让进化变得不可辩驳的人。”
唐恩村的庄园如今是博物馆,达尔文的书房还保持着原样。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有一行潦草的字迹:“我相信,自然选择是物种变化的主要方式。”这句话写于1838年,直到今天,依然在改变着我们对生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