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注
胡说——毛注
一九六四年九月，北京。一份由《红旗》杂志编辑部哲学组呈送的摘译件，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摘译的内容来自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哲学教员图加林诺夫主编的著作，核心论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从对立到差别，从差别到统一和融合，苏联的工人与农民之间已经不再是矛盾关系，而仅仅是“差别”关系。毛泽东读罢，提笔在摘译件末尾写下两个大字：“胡说”。
没有长篇大论，没有逐条反驳，只有这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但恰恰是这极简的批注，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中苏论战后期两种哲学观、两种社会主义观之间那道无法弥合的裂痕。
图加林诺夫并非无名之辈。他是当时苏联哲学界“本体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较早将价值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哲学包装。按照他的逻辑，苏维埃政权初期，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还带有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但随着城乡剥削阶级的消灭和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这种矛盾已经转化为“本质差别”，而“差别”本身正在走向统一和融合。他甚至明确说，那些局部的、暂时的矛盾“并没有提供根据可以用矛盾（即使是非对抗性的）这个范畴来表明他们的关系”。
这等于宣布：在社会主义苏联，基本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矛盾。矛盾这个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被降格为一个只适用于过去阶段的陈旧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差别”——一个听起来温和、渐进、趋于和谐的词语。
毛泽东用“胡说”二字回应，首先针对的是概念上的偷换。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讲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如果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已经“不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社会里对立统一规律还如何起作用？图加林诺夫没有完全否认局部的、暂时的矛盾，但他把矛盾降为一种边缘化、非本质的现象，把“差别”提升为描述基本阶级关系的核心范畴。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差别本身就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本质差别更是深刻的矛盾。用“差别”取代“矛盾”，不过是用一个温和的词语遮蔽仍然存在的利益差异、发展不均衡和文化落差。
更深一层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运动与变革。图加林诺夫选择“差别”，是要描绘一幅趋于静止的社会主义图景：对立已经消解，差别正在融合，社会正朝着无冲突的终点平稳前进。而毛泽东坚持“矛盾”，是要保持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冲突、变化和革命的敏感性。一个承认矛盾永远存在的社会，才能保有自我革新的动力；一个宣布矛盾已经消失的社会，很容易在自我满足的叙事中丧失对现实变化的感知力。从苏共二十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到图加林诺夫的“差别论”，苏联理论界走的是一条不断消解矛盾、淡化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对此的警觉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承认矛盾存在，才是处理矛盾的前提。
“胡说”二字的风格，极具毛泽东的个人色彩。它不是写给对手看的论战文章，而是一瞬间判断力的直接裸露。但这种简短的拒绝背后，是一条清晰的思想红线。在写下“胡说”之前的几年里，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留下了大量批注，核心焦虑之一就是“无矛盾论”正在侵蚀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那些批注有时是一句话，有时是一个问号，看似零散，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矛盾消失了，辩证法还剩下什么？如果基本阶级之间不矛盾了，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动力从哪里来？
历史总是意味深长。那些越早宣称矛盾已经消失、差别正在融合的社会，往往越容易在自我满足中丧失对现实的清醒判断。而那个用两个字拒绝这种叙事的人，或许正是因为他比对手更清楚地看到：只要还有差别，就一定有矛盾；只要还有矛盾，就不该闭上那只审视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