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说副业比较全面，并且是就一个县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说的，作者就这个县的副业作了总结性的叙述。建议各县也做出这一方面的总结。
1955年，云南马龙县一位名叫张兴华的基层干部，写了一篇关于本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副业生产的调研报告。这篇报告最初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后以《副业问题》为题刊发于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101期。报告说的是一个山区县的合作社如何在粮食生产之外，因地制宜地组织养猪、烧酒、加工农具、运输等副业。毛泽东在读到时，为之写下了一条七十余字的按语，并将其收入他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归类于“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多部门经济”。
这条按语不长，但值得细读。它写道：“此件说副业比较全面，并且是就一个县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说的，作者就这个县的副业作了总结性的叙述。建议各县也做出这一方面的总结。”细看文本，毛泽东的着力点并不在“副业”本身，而在“总结”二字。
马龙县的经验之所以被选中，首先在于它的“全面”。全县四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山区和半山区土地潜在力大、适合多种经营的特点，“因地制宜、因社制宜”地制订了生产计划，开展了农业和副业生产。副业种类繁多，养猪、养羊、养鱼、养鸡、织篾货、打草鞋、打席子、接果树、种蔬、种棕树、帮助专卖公司烧酒、帮助供销合作社打油、做荞丝、切洋芋片、加工农具、替贸易部门运货、替伐木队输送木材、烧石灰，不一而足。这不是零散的个别做法，而是一个县域范围内系统性的经验积累。
更关键的是，报告中提供了可量化的证据链条。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案例最为典型：社里把二十多头猪分给缪安柱、张长凤等三个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社员饲养，每人每天评得四五个劳动工分。
缪安柱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过去我们这些人只能吃闲饭，现在参加了合作社，也能够做活计了。”四个月内，该社喂胖了七头肥猪卖给供销合作社，收入四百一十元，并踩出一千挑猪粪。替专卖公司烧酒，每月加工费九十六元；女社员利用早晚空闲加工洋芋片，收入三十六元；三个木匠农闲时替供销合作社加工水车，两月收入一百五十元；七十多只毛羊、八十只山羊由两个老人放牧，羊毛和卖羊收入三百元。到一九五四年秋收时，全社副业收入一千四百七十二元，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这笔钱买了一万斤石灰、两千斤油枯、三十个犁头、十副耕绳，直接支持了农业生产，对当年增产三成八起了很大作用。
这条证据链的完整程度，解释了毛泽东为何说“比较全面”。一个基层报告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什么惊人的论断，而在于它把一项工作的投入、过程、产出、分配和再投入都记录了下来。副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百分之二十，这个比例本身就是可检验、可比较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报告展示了副业如何消化了农业合作社中“剩余劳动力”和“弱劳动力”这两类容易被忽视的人群——缪安柱这样的老弱社员、两个“瞎眼的老大妈”，在纯粮食生产的逻辑里是“吃闲饭”的负担，在多种经营的框架下却成为可以创造收入的劳动者。
西海子乡高寨村合作社那两个老人的话被原文记录下来：“合作社真是好，做得梁的做梁，做得柱的做柱，我们这些做椽子的也有用处了。”这句朴素的表达，实际上触及了合作社制度一个深层问题：集体化的效率，并不只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也体现在能否把不同劳动能力的人都组织进生产体系之中。
毛泽东在按语中“建议各县也做出这一方面的总结”，是整条按语的行动指向。他关注的不是马龙县的经验本身有多完美，而是这种“一个县几十个社”的系统性总结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价值。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正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全国各地合作社面临的具体条件差异极大，中央不可能为每一种情况提供现成的操作方案。通过推广一个县的系统性总结，其他县可以对照自身情况，找出差距，形成各自的判断。这是一种以信息流通替代行政指令的治理思路——不是告诉各县“你们应该搞什么副业”，而是告诉各县“你们应该把自己的情况总结清楚”。
把这条按语放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整体框架中看，它的意义会更加清晰。全书收录一百七十六篇材料，毛泽东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全书按问题分为四十七类。《副业问题》被归入第十九类“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多部门经济”，与关于粮食生产、水利建设、林业发展的材料并列。这一分类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副业不是农业的附属品，而是多部门经济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需要被认真对待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另一处按语中明确写道：“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这句话把副业从“补充收入”的层次提升到了国民经济分工的层次。
七十年后回看这条按语，它的启示或许不在具体做法层面。马龙县当年搞的烧酒、打草鞋、切洋芋片等副业，今天早已被完全不同的产业形态所取代。但按语所指向的那个问题——一个地方如何在主要生产任务之外，系统性地识别和利用自身的多样化资源，并把这种利用组织成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在今天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反而更加紧迫。当前许多地方的乡村产业振兴面临同质化困境：一哄而上搞民宿、搞电商、搞特色种植，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收益递减。马龙县的经验中那种“因地制宜、因社制宜”的审慎，那种把副业收入精确记录并反哺农业的务实，那种让“做椽子的也有用处”的组织弹性，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
一条按语的分量，不在于它说了多少，而在于它点出了什么问题值得被系统地追问下去。毛泽东在七十年前追问的是：一个县的合作社，除了种粮食，还能做什么，做了之后效果如何，这些效果如何被记录和比较。这个追问的方式，比任何具体的答案都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