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H·麦克雷文（William H. McRaven）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11／12月刊
2026年10月20日发表
对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识不足，导致美国决策者犯下错误。伊朗战争远不是第一次。但自2月28日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动用武力的做法，格外鲜明地暴露了近几十年来美国战略中反复出现的一种错误。这场战争发动时，既没有明确的理由，也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从推翻德黑兰政权、遏制伊朗核野心，到最近试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条海峡恰恰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被关闭的——战争目标始终在不断变化。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无论对美国自身的利益，还是对整个中东地区，这场战争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伊朗战争中的种种失误上，就会忽略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他卸任之后仍将继续存在。伊朗战争中的具体失误，或许源于这位总统及其周围团队的种种缺陷，但对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抱有过高期待，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越来越成为美国战略的一种显著特征。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决策者一厢情愿地无视力量的局限，其中最明显、后果也最为深远的例子，就是越南战争。尽管美国似乎曾经下定决心，要真正吸取这种过度扩张的教训，但这种美国式的迷思——我们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能够带来胜利，并借此实现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的目标——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
不幸的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未来几年，这种迷思还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对总统权力的制约不断削弱，总统的权力运作日益个人化。军队的政治化，以及外交和情报机构的政治化，使决策者越来越难以获得最好的建议，其中也包括对风险和代价直言不讳的警告。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新型武器技术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幻觉：我们似乎能够完全掌握战场态势，并对战场拥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这种感觉又助长了超级大国的傲慢。在一个过度扩张造成的损害越来越难以修复的时代，过度扩张的风险却从未像今天这样高。
赢得每一场战斗
1975年4月，美国代表团成员哈里·萨默斯上校（Harry Summers）正在河内处理越南战争结束后的相关事务。他与北越军队的一位同行杜上校（Tu）会面时，曾这样说道：“你知道，你们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我们。”杜上校回答：“也许是这样，但这根本无关紧要。”
后来，萨默斯写出了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重要著作——《论战略：越南战争批判性分析》（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这本书最重要的结论其实很简单：美国的力量是有局限的，而忽视这种局限，必然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战争过去是、现在也始终是人类意志的较量。英雄主义与怯懦、恐惧与狂喜、偶然与不确定性，都在塑造战争的进程。无论一支军队在军事上拥有多么巨大的优势，都不能保证它最终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军官的必读书目，我也是其中之一。早在萨默斯与杜上校那次谈话的两年前，我就已经加入得克萨斯大学的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当时美国刚刚结束征兵制度，西贡还没有陷落，但越南战争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年轻军人讨论最多的话题。研究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时，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一项巨大优势，最终竟然变成了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们根深蒂固地相信：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必须赢，因此我们就一定会赢。我们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朝鲜战争中至少也打成了平局，挡住了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因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总觉得自己也一定能够赢得越南战争。
相信自己能够获胜，当然很重要。这种信念能够激励军队，也能够使公众继续支持战争。但是，当必胜的信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政策判断之上，当人们错误地相信技术或者火力能够克服战争中固有的种种摩擦与阻力，从而无视战争的基本原则；当战术上的成功被看作必然通向战略胜利的道路；当人员伤亡与财政消耗不断增加，而战争所声称的正义性却逐渐瓦解时，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在越南，面对越来越惨重的损失，美国给出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字：“更多”。投入更多士兵，投下更多炸弹，花费更多金钱。承认失败，被视为对美国所代表的一切价值的背叛。因此，尽管我们力量的局限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还是继续打下去。1975年，美国仓促撤离西贡，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然而，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几乎赢得了每一次小规模交火、每一场战役、每一场战斗，最终却输掉了整场战争？
1977年，我正式进入美国军队服役。那时候，美军仍然深陷越南战争留下的困境。所谓的“和平红利”，意味着军队人员和经费都遭到大幅削减。各军种的战备水平降至历史低点。陆军征兵人数减少了6万人，海军舰艇数量从大约650艘下降到略多于500艘。与此同时，向全志愿兵役制的转型也困难重重。军队内部吸毒问题和种族矛盾严重，高级军官与年轻士兵的士气都十分低落，新入伍士兵甚至缺乏基本技能。
1981年，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随即启动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和平时期军事扩张计划。在八年任期中，他将国防开支提高了35%。一大批重要武器装备开始采购，包括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布雷德利”步兵战车、“阿帕奇”和“黑鹰”直升机、F-15和F-16战斗机、B-1轰炸机以及E-3“哨兵”预警机。海军重新朝着拥有600艘舰艇的目标迈进，其中包括15艘航空母舰、100艘攻击型潜艇，以及装备革命性“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军人的薪酬提高了，征兵目标实现了，各项军事标准也重新得到恢复。同样重要的是，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这项法律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军体制：加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作用，确立各地区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作为实际作战指挥官的地位，推动各军种的联合作战整合，改进联合作战规划和装备采购，并最终促成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成立。到1990年，我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的那支军队，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我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斗志高昂，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优秀的领导者。
1990年7月，我从圣迭戈出发，开始一次例行的、为期六个月的西太平洋部署。当时，我担任海豹突击队一个特遣分队的指挥官，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五两栖中队和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支重获生机的军队，以及领导它的文职官员，即将迎来一场重大考验。这场考验将再次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有没有从越南战争以及此前那些失败的军事行动中，真正学到什么？
值得吗？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命令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入侵发生后几个小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召开会议，向总统提出了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强调：“这是对战后体系的第一次考验。随着两极世界格局开始松动，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如果萨达姆成功了，其他人也可能效仿。”
幸运的是，当时美国的领导层无论能力还是经验，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在战争时期，领导能力尤为重要。乔治·H·W·布什总统年轻时是一名海军飞行员，曾在硫磺岛附近被击落，最终由一艘美国潜艇营救。布什了解战争。此后，他先后担任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事实上相当于驻华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副总统。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在就任之前拥有比他更加丰富的国家安全事务经验。即便如此，布什仍然为自己组建了一支堪称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外交、军事、情报及战略决策团队。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物。
负责主导对萨达姆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由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领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名越南战争老兵，曾因英勇作战三次获得银星勋章，并因战斗负伤两次获得紫心勋章。从越南返回美国后，施瓦茨科普夫曾这样反思战争：“没有什么人会比一个真正上过战场的聪明人更加反对战争……等到他们再次准备派我上战场时，我就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这值得吗？’当一支国家军队开始停下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对这个国家而言，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值得吗？——正是优秀领导者必须做到的事情。布什仔细权衡了与萨达姆对抗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最终判断，这场战争值得打。随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一套目标明确的战略，并为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争取到了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事实证明，这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结合得最成功的一次实践。因此，值得花一些篇幅，仔细分析它究竟为什么能够成功。
海湾战争的胜利建立在几个基本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原本就是美国战略的核心。首先，美国必须从一开始就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军事上，占据高地意味着面对敌人时拥有有利的优势地位。而占据道义制高点，则意味着能够证明这场战争值得进行。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领导人才能鼓舞军队、动员民众、团结盟友。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布什立即下令向中东部署军事力量，同时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在沙特境内建立军事部署的立足点，以便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布什当时仍希望避免战争，但他看到了波斯湾局势与20世纪30年代莱茵兰局势之间的相似之处。当年，希特勒公然违背《凡尔赛条约》，出兵进入莱茵兰。然而，布什也明白，他必须让国际社会和美国人民相信，无论他采取什么行动，这些行动都必须具有道义正当性和合法性，并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布什和他的团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努力，争取中东阿拉伯国家、欧洲盟友，以及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虽然布什对联合国心存疑虑，他仍然寻求通过多项联合国决议，谴责伊拉克的入侵，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并授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他也努力向美国人民说明采取行动的理由。最终，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尽管布什相信，作为三军总司令，他有权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动用军队，但他仍然主动寻求，并最终获得了国会的支持。
第二，布什及其政府认识到，建立国际联盟具有重要价值。即使美国单凭自身的火力，在纯军事意义上完全有能力独自作战，仍然需要盟友。这既关系到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关系到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萨达姆的入侵，为塑造某些美国政府官员心目中的“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秩序中，侵略行为将遭到集体行动的回应；大国即使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也能够携手合作；联合国和国际法将发挥关键作用，而不再被置之不理。布什充分利用自己长期从事公共服务所建立的良好私人关系，争取到众多领导人的支持。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到沙特国王法赫德、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再到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在其中。国务卿贝克也展开了一场穿梭全球的外交行动，不断扩大这一联盟。
最终，美国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战争的大部分费用也由其他国家承担。集结起来的盟军由36个国家的75万名军人组成，其中包括54万美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军。更为关键的是，其中包括一支阿拉伯国家联军，成员来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叙利亚、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和巴林。当然，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联盟绝非易事。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打趣说：“只有一件事比与盟友并肩作战更加糟糕，那就是没有盟友还得打仗。”但布什明白，国际支持不仅能够赋予军事行动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有助于地区稳定。它向萨达姆，也向整个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第三，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始终坚持确立清晰的战争目标，并确保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彼此一致。在政治上，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国际法，恢复地区和平。军事目标必须服务于这些政治目标。联军的任务是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但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还必须尽可能减少己方伤亡，维持联盟团结，并限制战争持续的时间。美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会一路打到巴格达，也不会与伊拉克军队陷入旷日持久的交战。
不过，即使战争目标受到严格限制，无论文职领导人还是军事领导人，都没有幻想胜利会轻而易举，或者不需要付出代价。要将一个意志坚定、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驱逐出去，就必须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并做好投入地面部队的准备。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强调的，防御强于进攻，因为防御一方只需要守住和保护自己，而进攻一方则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人。他认为，要克服防御所固有的优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压倒性的火力。伊拉克军队已经做好保卫其占领的科威特领土的准备。他们占据着地形，地理条件对他们有利，而且经历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作战部队。但是，切尼、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都深刻理解战争的基本原则。他们拥有明确的目标，将美军火力集中在最关键的地区，在相对次要的地区承担一定风险，并准备通过机动作战打击敌人。他们还决心，一旦实现既定目标，就立即撤离，而不是让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实现这些目标，意味着必须向地面投入大量部队。美国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都明白，仅凭空中力量，不足以击败伊拉克军队。早在战争准备阶段，切尼就指出：“空中作战的历史表明，这类行动通常并不是特别成功。”鲍威尔也同意这一判断：“要进一步遏制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就需要美国地面部队……这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军事对抗。大部分美军都必须投入其中，而且这种投入不能只持续一两天。”
在我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如果说有一条特别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要击败敌人，就必须踏上敌人最看重的土地，并真正控制它。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会远征波斯，征服者威廉会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英格兰，成吉思汗会率军进入中国，谢尔曼会向亚特兰大进军，盟军会在诺曼底登陆，美国军队会开进科威特。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军队会出现在加沙和黎巴嫩，以及为什么俄罗斯在真正控制基辅之前，永远无法取得最终胜利。但正如切尼所警告的：“只有当我们准备把这件事坚持到底时，才应该开始……问题在于，美国人民对战争的容忍时间可能很短。”
1991年1月17日凌晨2时38分，按巴格达当地时间计算，“沙漠风暴”行动以空袭正式开始。经过43天的空中作战和100个小时的地面作战，华盛顿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全部实现。伊拉克军队被赶出科威特，大部分美国军队也很快踏上归途。
布什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做一件正派的事，一件好事。越南的阴影很快就会成为过去。”
被遗忘的教训
“沙漠风暴”行动确实标志着一次重新开始，但它产生的效果，并不是我们原本应该期待的那样。这场战争本应成为一个机会，让美国真正吸取关于如何有效使用武力的教训，理解军事力量究竟能够实现什么，又有哪些事情是它无法做到的。然而，它带来的却是一股胜利主义的狂潮。我在海湾战争期间曾指挥一支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当我从“沙漠风暴”行动归来时，胜利带来的狂喜几乎无处不在：我们终于又成为赢家了！这种胜利令人陶醉。它把我们重新带回了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中：我们似乎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
进一步强化这种狂喜的，是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展示出来的先进技术。精确制导弹药能够从两万英尺高空，把一枚500磅重的炸弹准确投向移动目标。“战斧”巡航导弹能够从数百英里之外的军舰或潜艇上发射。GPS卫星能够引导一个步兵营在夜间穿越平坦的沙漠，并准确抵达预定地点。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能够发现正在机动的伊拉克军队。数字化指挥控制系统则能够提供计算机化的空中任务命令、安全的卫星通信以及数字化作战规划工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像“沙漠风暴”行动中的美军那样，如此精确地掌控战场空间。以这种成功为基础，推动一场改善美国作战方式的军事事务革命，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段经历同时也使一种观念广泛流行起来：技术能够克服战争固有的摩擦、成本和风险。
20世纪90年代，受到“沙漠风暴”行动胜利所带来的自信，以及冷战后世界所激发的希望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主要致力于维护国际规范和减轻人道主义灾难。其中一些取得了成功，例如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另一些则不那么成功，例如索马里行动。然而，真正暴露出美国没有正确吸取海湾战争教训的，是“9·11”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美国始终没有正确理解自身力量的局限，也没有认清军队究竟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阿富汗战争最初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后来却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目标不断变化，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相互脱节，而美国面对的是一支意志坚定、在自己家园作战的塔利班武装。即使在特种部队成功实施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的行动之后，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仍然不断改变。和以往一样，美军最大的优势始终是我们的士兵。他们勇敢、守纪律，熟练掌握先进技术。我们确实犯过错误，但美军既不缺乏战斗精神，也不缺乏战术上的胜利。甚至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众的支持也一直相当稳固。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在于，我们错误地认为，战争初期迅速取得的胜利，可以自然延伸到平定叛乱、开展反恐行动以及建设一个国家这样复杂得多的任务上。为了避免我的批评显得过于自以为是，我必须坦率承认：作为阿富汗战场上的一名作战指挥官，我本人也陷入过同样的陷阱。我同样曾相信，只要投入更多部队、更多武器和更多金钱，就能够解决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行不通。
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远比阿富汗战争更加站不住脚的理由之上。后来，它同样演变成一场平定叛乱和反恐的军事行动，面临着兵力不足、国际联盟规模有限以及行动时间表不断变化的问题。再一次，我们的士兵表现出了美国人民所能期待的一切优秀品质，但我们的领导人却一次又一次无视战争的基本原则。我们声称自己占据道义制高点，但这种主张建立在有缺陷的情报之上。我们的国际支持十分有限。我们的目标则从推翻萨达姆，逐渐转变为试图建立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或许，我们当初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时，的确怀有崇高的愿望。或许，从长远来看，我们试图播下的自由种子最终能够生根发芽。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极其有限，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沉重。这些代价不仅由我们的军队和军人承担，也由美国国内社会，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承担。
几乎不可战胜
然而，即使是这些相对近期的战争经历——特朗普政府的几位核心成员还曾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亲身经历过其中一些战争——也没有使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决定对伊朗动武时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必须明确指出，伊朗政权令人厌恶。它应当为数百名美国军人的死亡负责。它威胁邻国，利用代理人武装袭击我们的盟友，还杀害了数以万计的本国人民。
考虑到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已经倒台，哈马斯在加沙的力量遭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遭到重创，以及伊朗最高领袖自身的地位受到削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变伊朗政权会对一些人产生如此强烈的诱惑。更何况，美国此前刚刚在委内瑞拉成功抓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那次行动中，美军展现出惊人的速度、杀伤能力和勇气，突破了一套相当先进的防御体系。这一切使美国决策者太容易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凭借我们的先进技术，以及士兵的勇气和经验，我们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但自197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真正尝试过改变伊朗政权，这背后自有原因，而且这些原因与总统是否有决心、是否具有政治意志，并没有太大关系。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建立国际联盟的困难、伊朗的地理条件、敌人的抵抗意志，以及要实现如此宏大的目标就必须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现实，都使这一选择不可取。
从伊朗战争开始时起，美国就根本没有尝试为战争建立国际合法性。2月28日，战争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的打击拉开序幕。更糟糕的是，战争初期的一次空袭出现严重失误，击中伊朗一所小学，造成120名学生死亡。战争中难免发生错误，但我们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这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这场战争缺乏正当性、带有报复性的印象，使我们失去了原本可能拥有的任何道义制高点。特朗普政府没有提前向任何美国盟友通报即将实施的打击行动，尤其没有通知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这使得地区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缺乏对美国的信任。后来，当总统试图争取盟友支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时，国际社会对他的请求反应冷淡。这种拒绝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领导人尖酸刻薄的态度，早已广为人知。
这场战争从来没有形成过对目标的清晰认识。政府最初声称要实现政权更迭，但后来特朗普却对记者表示，他根本不在乎政权更迭。政府曾宣称，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因此必须采取紧急先发制人的行动。但在受到追问时，特朗普后来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些担忧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伊朗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核尘埃”。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重新开放海峡、恢复船舶通行，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和外交努力的首要目标。然而，特朗普又向全世界表示，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美国根本不需要那里的石油。战争目标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我毫不怀疑，美国军事规划人员完全理解，仅凭空中力量，不可能实现美国在伊朗所追求的目标。这一判断本应向白宫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除非美军计划入侵伊朗，否则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
地理条件始终是制约美国行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我将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中东服役。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一位将军或海军上将，在谈论伊朗时不谈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人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抵御入侵的屏障，也是他们在任何博弈中都可以使用的最后王牌。此外，伊朗领导人处于防御者的地位。他们只需要保全自己、守住自己，就能够赢得战争。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到了目前这个阶段，美国军队已经极不可能真正踏上伊朗领导人最珍视的土地，并宣称这片土地归自己所有。
美国的战争行动同样受到了敌方抵抗意志的制约。1980年至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进行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数十万伊朗人在战争中丧生。从这场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美国就应该明白，伊朗人会战斗，而且会顽强地战斗。伊朗的狂热分子控制着战争的叙事，而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力量的局限
如此严重地忽视和低估自身力量的局限，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绝不是整个军事史上的新现象。每当军事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从骑兵到摩托化部队，从单发滑膛枪到加特林机枪，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领导人总是迫切希望相信，凭借新技术就能够消除战争的基本性质所带来的限制。随着我们向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我们总是迫切希望相信，地理条件已经不再重要。随着新型媒体使我们能够看到对手国家民众的愤怒情绪，我们又迫切希望相信，只需要承担很小的风险、作出很少的投入，就能够推动那些国家发生改变。而当人工智能加快战术决策的速度时，我们又迫切希望相信，那些来自真实战争经验的教训，已经可以被抛在脑后。这些信念都是幻觉。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内部正在出现几种结构性趋势。这些趋势表明，无论伊朗战争目前留下的教训看起来多么深刻，问题未来都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首先，是总统领导方式日益个人化的趋势。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对领导人个人的忠诚逐渐变得比对国家制度的忠诚更加重要。原本为总统提供最佳军事、外交、经济和情报建议的机构，一旦由忠于总统个人的人掌管，就存在一种危险：这些机构提供的建议，可能有意或无意地经过修饰，以迎合总统的愿望。这是酿成灾难的配方。领导人需要的是未经粉饰的事实，是能够获得的最好建议，而不论这些建议是否符合领导人本人对某个问题的立场。行政部门权力不断集中的趋势，已经跨越了好几届美国政府。尽管国会偶尔也会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但几乎看不到这种趋势将要改变的迹象。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或许是一个特别露骨的例子，但他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位受到这种诱惑、又几乎不受制约的总统。
总统领导方式个人化所带来的危险，又因军事领导层越来越政治化而被严重放大。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正在持续进行的军方高层清洗，将在未来多年损害美国文职领导人与军方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赫格塞思已经迫使几乎所有军种的高级军官离职，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参谋长。赫格塞思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军官晋升，亲自将数十名军官从晋升名单上删除，而且往往不作任何解释。不过，在这些受到影响的军官中，似乎有不成比例的相当一部分人，曾经为那些被认为妨碍特朗普实现其国内政治目标的领导人工作。虽然留任的军事领导人大体上仍会恪守荣誉，尽其所能地为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文职领导人提供最好的建议，但这种清洗势必产生寒蝉效应。尤其在涉及使用武力的成本，以及军事力量究竟能够实现什么、又存在哪些局限时，高级军官坦诚提出建议的意愿和能力，都将受到削弱。
最后，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载具到机器人、网络系统和太空系统，新技术的迅速应用，将再一次使人们轻易地产生这样的幻想：战争的基本原则已经不再重要。技术永远是决定战争如何进行的重要因素。每一支军队都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杀伤能力、生存能力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但是，这些能力虽然必要，却并不足以克服战争基本原则所带来的限制。领导人必须正确理解技术的作用。技术只是一种赋能手段。它能够改善军事力量的运用，却无法弥补那些从一开始就错误地把我们拖入冲突的政策。
即使拥有全世界的力量
今天的美国军队，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最专业的一支武装力量。是的，我说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自身力量的局限。
我们的力量会受到道义上不确定性的制约。如果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本身就令人怀疑，甚至更加站不住脚，那么，建立国际联盟、激励士兵、维持本国公众支持，以及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都将变得异常困难。这样的失败，能够解释为什么希腊人在萨拉米斯击败波斯人，英国人在格拉沃利讷击败西班牙人，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军队击败英国人，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国人，越南人先后击败法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为什么今天乌克兰人正在击败俄罗斯人。尽管占据道义制高点并不能保证军事胜利，但它是成功得以建立的基础。
我们的力量会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无论技术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地理条件始终是决定任何军事行动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每一位军事领导人都知道，地形决定了敌人将如何作战，如何部署兵力，以及如何向部队提供补给。海洋与河流，为进攻部队设置了天然障碍；陆地地形与水道，则会限制进攻方的机动能力、控制土地的能力、补给能力，以及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今天带来的挑战，与英吉利海峡、莱茵河或者伏尔加河所带来的挑战，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我们的力量会受到敌人抵抗意志的制约。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群民众之中，都潜藏着一个“沉睡的巨人”。当它从沉睡中苏醒，就会奋起抵抗，顽强作战。驱使这个巨人觉醒的，可能是对自身正义性的坚信，也可能是求生的渴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入侵者、侵略者以及首先发动打击的一方，总会激起那些他们试图安抚的民众发自本能的反抗。永远不要低估敌人战斗的意志。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犯下的错误。
我们的力量会受到我们不愿投入地面部队这一顾虑的制约。没有哪个美国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年轻男女在异国战场上失去生命。但有时候，为了实现更大的善，付出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0万名年轻的美国士兵被派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500万名美国军人参加了对纳粹德国的战争，并逐岛向日本推进。在这两场战争中，正是他们的牺牲，使整个人类社会变得更好。当然，如果一场战争究竟是否具有道义正当性存在任何疑问，领导人就会犹豫，不敢全力投入。而失败，恰恰可能从这种犹豫中产生。
我们的力量会受到时间的制约。时间并不是美国独有的限制因素，但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似乎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有人说，俄罗斯人宁可吃草，也不会屈服。而美国留给外界的印象则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厌倦战斗，然后离开。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现实：美国的民主制度要求，长期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公众的持续支持。即使我们拥有充分而有说服力的理由，将自己的年轻男女送上战场，随着人员伤亡和财政代价不断增加，这些成本也可能很快超过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对这场战争必要性的共同认同。
最后，我们的力量会受到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素质的制约。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没有那些懂得必须确立行动合法性与正当性、建立国际联盟、制定清晰且能够实现的目标、坚定完成任务，并将战争持续时间限制在必要范围之内的领导人——那么，即使拥有全世界的力量，也将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