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的全国“家庭账本”。先看收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
再看支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35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6%,实际增长2.7%。收入和支出没有齐步走,消费慢了一截。
用名义数据一除,平均消费倾向从上年同期的66.37%降到65.31%。换个算法看得更清楚:和去年同期比,人均多挣了1700多元,多花出去的却不到800元。
多挣的钱有一大半没花出去,要么存了起来,要么拿去还了贷款。收入和消费之间的这个缺口,《求是》在今年7月就已经点出来了。
来源为《求是》2026/14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畅通经济循环提升居民消费率》,开篇就给出一个数据: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0%,与一些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篇文章说话很有分寸。
它承认消费率不等于生活水平,国内教育、医疗、居住等服务价格比美国低得多,统计出来的花销自然偏少。但结论下得很明确:当前居民消费率偏低,已不再是特定阶段的"合意结果",而是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之间的"错配信号"。
道理并不复杂。投资带动就业,就业形成收入,收入转化为消费,消费反过来为投资提供价值实现。
理想状态下这是一个闭环,现实中却有不少地方在漏:有的投资没能足够多地变成岗位和工资,劳动报酬在分配里的份额还偏低,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开支又逼着家庭多存一笔应急钱。
这几处“漏点”指向同一个问题:增长的成果,流进普通家庭口袋的那部分还不够多。所以,把消费疲软怪到老百姓“不想花”上,并不公道。
更准确地说,家庭是先把自己的安全垫补厚,再考虑花钱。一说让钱更多流向居民,就有人担心:会不会重演当年物价飞涨的一幕?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家庭负债表眼下是什么情况,再把时间拨回几十年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7月30日发布报告:2026年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1.3个百分点,从一季度的59.0%下降至57.7%,房贷已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二季度居民存款和贷款罕见地双双净减少。前八个月住户贷款净减少1.03万亿元。
政策方面,“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放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
八九十年代,中国确实出现过比较严重的通胀。当时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比较夸张,国有企业的扩张也比较严重,但那时的通胀主要是供给不足造成的。
八九十年代,中国还没有建设成世界工厂,也还没有充足、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整体上还处在一个非常贫乏的时代。出生在70年代、80年代的人应该都深有感受,小时候经历更多的是贫乏和匮乏:这个没有,那个买不起,或者想要某样东西却得不到。
当时人们对外来的东西很新鲜,比如从美国、香港带来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物资非常匮乏的时代,也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供给不足的经济,是一种稀缺经济。它无法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所以总体来讲,计划经济都是物资非常匮乏的经济,有需求但没有供给。
市场经济总体来讲则是一种供给充沛、需求不足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这种危机是需求层面的不足导致的。
所以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经济:一个物资很匮乏,一个物资很过剩;一个供给不足,一个需求不足。八九十年代是物资不足的时代,人们抢购这个、抢购那个,工资一发下来就去买这买那。
这是因为供应链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那个时代实行双轨制,市场价格远远高于计划价格,只要有路子、有门路拿到批条,就可以发大财、赚大钱,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倒爷”之类的人。
这是当时供给不足的一个鲜明特征,也容易形成人们所认为的大通胀状态。其核心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世界工厂的供应链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此后,中国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人口结构本身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那是一个供给极度匮乏、物资匮乏的年代。
中国早已度过了物资匮乏的时代,具备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产能占全球产能的33%。中国的商品和物资不光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行销全球,在全球市场都有极大的竞争力和极高的性价比,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如同1945年之前美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形成了全产业链、整个产业链非常综合的格局。所以说,中国早就度过了物资匮乏的时代,进入了供给过剩的年代,一个“卷”的年代。
这种“卷”不是因为企业喜欢卷,不是因为企业喜欢把价格砸到很低,也不是因为喜欢让劳动力只获得那么一点微薄的报酬,而是因为需求不足:需求层面无法带动这个供给,或者无法满足这个供给。
需求太弱了,以至于商品不断地要出海,不断地向外拓展市场,才能养活工人、养活工厂,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往深层次说,还有分配的问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四成左右;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或转型成功的国家,消费都可以占到GDP的50%以上,高的接近70%。
在这个过程中,消费不足和分配问题导致世界工厂的很多产能无法真正与需求相匹配,产能要向外寻找、向外探寻,要去出海,因为老百姓手里的钱还不够多。老百姓钱不够多,往深层次讲是分配问题;就短期问题而言,其实就是债务透支的问题。
即使先抛开复杂的分配问题不谈,也可以看到债务压在许多个体、许多家庭身上的格局。两代婴儿潮人群因为“钢筋水泥砖头”,都背负着巨大而沉重的债务。
很多人可能有一套、两套、三套甚至四套房,虽然早买的受益了,但后面的三套、四套亏了,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也有一些80后、90后因为时代的原因,不知不觉踏上了“钢筋水泥砖头”这趟列车,而且可能是在最高点上的车,一不小心,时代的浪潮当头打下来,可能首付也亏没了,工作也没有了。正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消费没有办法释放应有的活力。
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理应有非常旺盛的需求,结果需求偏弱,企业不得不被动地参与价格内卷大战。这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不是因为企业想卷,光在供给端发号召、提倡议,也难以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关键在于需求,在于老百姓手里有没有钱,在于债务负担过重。居民债务杠杆率一度攀升到62.2%的顶点,至今仍接近六成。
债务极大地压抑了消费。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再加上收入预期、未来预期不足,钱不好赚,或者没有信心敢于花钱,整个消费就是不足的,这就是物价持续低位运行背后的本质,也就是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还是因为钱不够,而钱不够的原因,深层次是分配问题,短期是债务问题,一个短、一个长。当然,还有一个更长期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问题。
人老了,需求自然就变少了,人口结构也是影响需求的中长期、中远期问题。